聯合國裡的中國代表
1945年10月24日，文件上有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駐英國大使顧維鈞、國民參政會主席王寵惠、駐美國大使魏道明、前駐美國大使胡適、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中國青年黨代表李璜、中國民主社會黨代表張君勱、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大公報總編輯胡霖與高等顧問施肇基等中華民國代表簽署的《聯合國憲章》正式生效。
伴隨著《聯合國憲章》生效而來的，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誕生，中華民國如願以償的成為了排在英國之後，法國之前的五大常任理事國。然而中華民國打從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開始，在所有重大議題上都追隨美國的腳步。比如說對待韓國問題的看法，中華民國向來支持金九的主張，認為朝鮮半島在戰後應該成為獨立的國家。
然而現實是朝鮮半島被美國與蘇聯分割佔領，美蘇兩強都主張朝鮮人應該先經聯合國一段時間的託管才有治理自己國家的能力。此舉嚴重冒犯了金九與李承晚等南韓民族主義者，他們認為朝鮮人的能力遭到列強低估，透過中華民國駐韓代表邵毓麟向蔣委員長請願，希望中華民國能以世界四強的身份出來替韓國人主持公道。然而戰後的國民政府需要美國幫助掃除共產黨，不願意為了韓國人開罪美國。
最終美國人發現託管遭到韓國人抵制，又改變了態度，轉而支持讓南北韓以38度線為界各自宣佈建國。此舉得到李承晚支持，卻遭到金九大力反對，於是後者轉而前往北韓與金日成商談和平統一大業。李承晚領導下，國土面積只涵蓋38度線以南的大韓民國還是在1948年8月15日成立，金九則因為與金日成的接觸而慘遭南韓右翼軍人暗殺，中華民國對自己長年扶持的對象如此慘死同樣無動於衷。
畢竟蔣中正如同李承晚，需要得到美國援助來對抗共產黨，根本沒有國力去思考幫助南韓統一北韓的問題。金九跑去與北韓方面接觸，更是違反了中華民國的反共國策，在蔣中正眼中已經是一個「該死」之人，根本不在乎其死活。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後，唯一與美國做出不同決定的是1947年11月29日決定以巴分治的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
中華民國本身並非反猶國家，還曾在二戰期間庇護過猶太人，並沒有理由反對以色列建國。可中華民國內部卻也有大量穆斯林族群存在，比如白崇禧將軍就是全國知名的回教領袖，且支持以色列也可能助長新疆獨立運動者對中央政府的離心態度，所以最終跟英國一樣選擇投棄權票，兩邊都不得罪。更何況1947年的美國，對以色列的反共立場還相當懷疑，並沒有如70年代以後那般力挺以色列。
從1945年10月24日開始到1949年12月9日，中華民國以大國姿態參加聯合國事務的時間不過短短四年。而中華民國在擁有大國地位的情況下，扮演的角色都只是讓美國在安理會多一張票，那麼等到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以後，自然更是只能充當美國在聯合國裡的打手。不只蘇聯，就連英國與法國兩個追隨美國反蘇的常任理事國都對此看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