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與英國、法國、美國還有義大利齊列戰後五強的唯一亞洲國家，卻是出兵山東的日本，這是日本帝國協助英美驅逐德國後所得到的獎勵。日本不只在山東取得特殊地位，還繼承了德國在加羅林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的殖民地，並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不滿。然而德國的戰敗卻也意味著英美與日本的蜜月期就此結束，五四運動的爆發讓美國有了揭開下一階段對日鬥爭的雄厚政治資本。
華盛頓體系的建立
美國對於激化中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只沒有加以阻止，還暗中給予極大的鼓勵。燕京大學校長的美籍校長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上任第一天就接見了被北洋政府逮捕的抗議學生，給他們加油打氣。雖然司徒雷登並不代表美國政府，卻也代表當時美國知識份子期盼中國崛起，成為美國牽制日本夥伴的主流思維。他表示：「我燕京大學在這時候誕生，是在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燕京大學何幸生逢此時。」
靠擊敗德軍取得山東控制權的日本，自以為成為了西方認可的強國，期待能得到與美英列強的平等地位。然而美英列強對日本的打壓，卻是此刻才剛剛開始，先是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種族平等的提案，遭到了英美兩國的否決。出席和會的中華民國代表顧維鈞，給日本的這個提案投下了贊成票，這也是巴黎和會上少數出現中國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的場景。
族群平等的提案被否決，讓日本政府認知到自己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提出的「脫亞入歐」徹底失敗，黃種人終究無法與白種人平起平坐制定亞太秩序。不過美國對日本的打壓並沒有到此為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標誌世界以歐洲為中心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必須要為即將到來的太平洋時代做準備，必須要加緊聯合英國這個次要敵人減減日本這個主要敵人的銳氣。
於是美國從1921年11月12日起，邀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還有中國的代表齊聚華府，商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亞太秩序。美國召開這場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的目的，一是要離間英國與日本，破解《英日同盟》，並想方設法限制日本海上武力的發展。為了進一步孤立日本，鞏固自身的道德正當性，美國還打算在這場會議中抬高中國地位。
抬高中國地位的方式，就是強迫日本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讓步，並且與其他列強合作將「門戶開放」的精神發揚光大。言下之意，就是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應該得到尊重，確保每個列強在中國都能「機會均等」。在美國的強行介入之下，日本與中國在1922年2月4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確保北洋政府從1922年12月起恢復對山東的主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