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表現對日本而言更是偽善，先不提美國在亞洲還有菲律賓這個殖民地，光是過去白人在北美大陸對印地安人的種族屠殺，還有美國南北戰爭後把整個西半球納入自己勢力範圍，不讓其他歐洲列強染指的行為，就沒有比日本在台灣、朝鮮的表現好到哪裡去。日本在亞洲的擴張，不過是效法美國推行自己的「亞洲門羅主義」，所以美國實在沒有什麼正當性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孫中山的選擇，確保了他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只有兩條選擇，要不就向左轉投向蘇聯懷抱，要不就向右轉與日本合作建立屬於黃種人的亞洲秩序。《九國公約》只是西方列強透過另外一種手段宰制中國的糖衣毒藥，而且還比俄國人、日本人赤裸裸血淋淋的侵略更具迷惑性。尤其是1925年五卅慘案，更讓國共兩黨聯手發起了挑戰英國對香港殖民統治的省港大罷工，讓國民黨一度被西方視為蘇聯在華的頭號代理人。
伴隨著孫中山先生去世還有北伐勝利告終，新上台的國民政府卻一反過去敵視英美的政策，轉而擁抱起《九國公約》，成為華盛頓體系在亞洲最堅強的擁護者。而且這個態度，也完整的由國民政府的繼承者，即1947年行憲後延續到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完整繼承。從蔣中正到今天的蔡英文，歷屆中華民國總統都以親美派自居，這個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呢？
蔣公給美國的「投名狀」
蔣中正調整孫中山的態度，帶領國民政府由反美轉向親美，除了他個人的基督教信仰外，還有高度合理的現實主義判斷。曾經到日本接受軍事訓練，又被孫中山派到蘇聯考察過的他，認為蘇聯與日本才是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兩個國家。蘇聯雖然打著反帝國主義旗號，可實際目的是要消滅中國的固有文化，把中國改造成共產國際赤化世界的馬前卒。
至於日本的大亞洲主義，雖然是以將英美驅逐出亞洲為目標，本質上針對的不是中國，然而日本做為一個島國缺乏足夠的人口、資源以及戰略縱深來與西方國家長期對抗。要達到這個目標，日本必須要先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來奪取人口、資源及土地。換言之這場日本針對西方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必然是要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和尊嚴為代價，是蔣中正所無法接受的。
所以從「遠交近攻」的地緣政治考量，蔣中正必然延續北洋政府而不是孫中山晚年的外交政策，成為華盛頓體系的擁護者。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美國雖然受到國內孤立主義影響，無法直接派兵參戰，但仍在外交、貿易還有軍事訓練等三個方面設法援助國民政府，為的就是不讓中國被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在蔣夫人宋美齡的穿針引線下，美國對國民政府的影響日益升高。
泛美航空買下中國航空的股份，日本就要在滿洲國成立滿洲航空株式會社，接著又在華北創立惠通航空，就是要搶先美國主宰中國民航市場。至於中華民國空軍，則因為美軍退役少校裘以德（John H. Jouett）少校率美國顧問團進入中央航空學校，還有寇蒂斯－萊特（Cutiss-Wright）對中央飛機製造廠的投資，在抗戰爆發前就已經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