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兩岸背後的美國因素─從1922年的《九國公約》談起

提到影響兩岸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相信無論是大陸人還是台灣人，不論是主張兩岸統一、永遠維持現狀或者台灣獨立的人，大概首先想到的都是美利堅合眾國。那麼美國是何時開始干預兩岸事務的呢？肯定不是川普總統派遣國務院次卿克拉奇（ Keith J. Krach）訪問台灣開始的，也不會是1982年雷根總統向經國先生提出《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時才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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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過快100年後的今天，國際局勢早就人事已非，當年能影響中國的八個國家只剩下了一個，可「華盛頓體系」卻維繫到了今天。不復存在的《九國公約》，仍以不同的面貌影響著海峽兩岸，即便是長期被國民黨視為定海神針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政策，背後都還有《九國公約》的殘影。所以要瞭解今天美國與海峽兩岸的關係，還是要從《九國公約》開始談起。

從1922年的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開始，到1937年指揮淞滬會戰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都期待美國能依照《九國公約》為遭到日本侵略的中國主持公道。可見《九國公約》的核心基礎，在於中國認可美國領導下的亞太秩序，即所謂的「華盛頓體系」，而美國願意在歷史上多次出面確保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目的也是要確保一個親美的中國存在。

確保一個親美的中國

不願意屈服於英國的海約翰，提出了以確保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門戶開放」政策，目的就是要確保所有列強國家都有均等的機會發展對華貿易。在中國享有最多特權的英國，起初對「門戶開放」政策激烈反對，認為這是挑戰大英帝國建立的東亞秩序。但英國的國力在此刻已出現下滑趨勢，而且又陷入南非波耳戰爭的泥沼之中，無力在遠東開啟另外一場衝突，只好向美國做出妥協。

美國雖然參加了1900年的八國聯軍，但因為這場戰爭本身是因義和團濫殺外國人與傳教士所引起，所以更讓多國部隊對北京、天津的入侵看在中國知識份子眼中更像是正當防衛。何況慈禧太后還代表大清帝國，向世界所有國家宣戰，從各方面來看中國本身都要為這起悲劇負上一半責任。不過在事件結束後，美國老羅斯福總統率先將部份庚子賠款退回給中國，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

海約翰之所以主張美國應該善待中國，是因為他已經認知到美國的未來不在開始往下坡走的歐洲，而是即將發光發熱的亞洲。美國不只是大西洋國家，同時也是太平洋國家，中國又憑藉著廣大的人口、土地、資源和市場將成為亞洲最有潛力的國家。所以美國如果想將英國、法國、德國與俄國的勢力排除出亞洲，並把日本帝國給壓制下去，就務必需要來自中國的合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統一、富裕、強大又親美的中國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事實上美國在這方面的表現確實極為成功，早期的孫中山先生就是中國的親美典範，他為了避免清廷的搜捕，在1904年加入美國國籍，而且還以林肯的《蓋茨堡宣言》（Gettysburg Address）為藍圖創立了他的《孫文學說》，即我們從小讀到大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身為基督徒，起初對革命後的世界構想也是希望中華民國能夠加入英美領導下的海洋聯盟，共同對抗以德國、俄國還有日本為代表的歐亞大陸聯盟。他的這個構想，充分反映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首席軍事顧問，美國人荷馬李（Homer Lea）的作品《撤克遜時代》（The Day of the Saxon）中。只是20世紀初的美國，還沒有足夠的國力將「門戶開放」政策貫徹始終，從而導致了孫中山走上與美國的分道揚鑣之路。

美國對日本的利用與鬥爭1913年5月2日，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為繼承大清帝國的中國合法政府，但是因為此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已經由袁世凱接替，所以美國打交道的對象自然也是袁世凱還有後來的北洋政府，並沒有給後來與北洋政府站在對立面的孫中山任何承認。美國的態度讓孫中山放棄了聯合英美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抗德、俄、日的想法，轉而希望取得後面三國的協助來將國民革命推行下去。

然而涵蓋英法等協約國在內，所有侵佔中國的列強當中唯一能抗衡美國稱霸亞洲的只有日本，因為日本是眾列強中唯一的亞洲黃種人國家，而且還跟中國人同屬儒家文化圈。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荷蘭、葡萄牙與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無論實力有多強，都是本土遠離亞洲的歐洲白人國家，遲早會有從中國退場的一天。國土涵蓋太平洋濱海地區的俄羅斯，早已因日俄戰爭的失敗和層出不窮的革命而大幅衰退。

美國比其他西方列強更早體認到，唯有贏得中國人心才有可能進軍亞洲，而深受中華文化洗禮數千年的日本無論在膚色、血統、歷史與文字都與中國更加接近，勢必將成為美國爭取中國人心的頭號阻礙。不過20世紀初的美國，還沒有今日的全球投射能力，無法直接派兵從亞洲驅逐日本。唯一驅逐日本的方法，只有與同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英國合作。

只是英國與日本已經在1902年締結同盟關係，而且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更是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歐洲和中東戰場，沒有辦法顧及亞洲局勢的發展。出於鞏固印度殖民地的需要，英國更是不可能在與德國開戰的節骨眼上得罪日本。英美既然無法驅逐日本，那就不如先聯合日本這個次要敵人將主要敵人德國在亞洲的勢力拔除掉。

日軍在英美兩國的誘惑下，於1914年8月27日向膠州灣租界地的德奧聯軍發起進攻，以優勢兵力輕而易舉奪下青島的控制權。為了確保日本不在亞洲扯後腿，美國國務卿藍辛（Robert Lansing）還於1917年11月2日親自出面，與日本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簽署《藍辛－石井協議》（Lansing–Ishii Agreement），確保日本在中國大陸的特殊地位。

此舉讓孫中山先生以美國出賣中國主權為理由，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界定為一場「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公開反對段祺瑞領導下的北洋政府對德國宣戰。不過孫中山並非當時中國的執政者，無法改變北洋政府派遣民工到西線戰場上協助英法兩國作戰的決心。段祺瑞這項不受歡迎卻正確的政策，成功替中華民國爭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地位。

不過與英國、法國、美國還有義大利齊列戰後五強的唯一亞洲國家，卻是出兵山東的日本，這是日本帝國協助英美驅逐德國後所得到的獎勵。日本不只在山東取得特殊地位，還繼承了德國在加羅林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的殖民地，並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不滿。然而德國的戰敗卻也意味著英美與日本的蜜月期就此結束，五四運動的爆發讓美國有了揭開下一階段對日鬥爭的雄厚政治資本。

華盛頓體系的建立

美國對於激化中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只沒有加以阻止，還暗中給予極大的鼓勵。燕京大學校長的美籍校長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上任第一天就接見了被北洋政府逮捕的抗議學生，給他們加油打氣。雖然司徒雷登並不代表美國政府，卻也代表當時美國知識份子期盼中國崛起，成為美國牽制日本夥伴的主流思維。他表示：「我燕京大學在這時候誕生，是在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燕京大學何幸生逢此時。」

靠擊敗德軍取得山東控制權的日本，自以為成為了西方認可的強國，期待能得到與美英列強的平等地位。然而美英列強對日本的打壓，卻是此刻才剛剛開始，先是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種族平等的提案，遭到了英美兩國的否決。出席和會的中華民國代表顧維鈞，給日本的這個提案投下了贊成票，這也是巴黎和會上少數出現中國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的場景。

族群平等的提案被否決，讓日本政府認知到自己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提出的「脫亞入歐」徹底失敗，黃種人終究無法與白種人平起平坐制定亞太秩序。不過美國對日本的打壓並沒有到此為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標誌世界以歐洲為中心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必須要為即將到來的太平洋時代做準備，必須要加緊聯合英國這個次要敵人減減日本這個主要敵人的銳氣。

於是美國從1921年11月12日起，邀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還有中國的代表齊聚華府，商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亞太秩序。美國召開這場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的目的，一是要離間英國與日本，破解《英日同盟》，並想方設法限制日本海上武力的發展。為了進一步孤立日本，鞏固自身的道德正當性，美國還打算在這場會議中抬高中國地位。

抬高中國地位的方式，就是強迫日本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讓步，並且與其他列強合作將「門戶開放」的精神發揚光大。言下之意，就是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應該得到尊重，確保每個列強在中國都能「機會均等」。在美國的強行介入之下，日本與中國在1922年2月4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確保北洋政府從1922年12月起恢復對山東的主權。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簽署的兩天後，參與華盛頓會議的九個國家簽署《九國公約》，宣佈華盛頓體系的降臨。英國還宣佈，1902年簽署的《英日同盟》在1923年到期後不會續簽，讓日本陷入更加孤立的局面。山東問題的落幕，再一次向中國知識份子證明了美國是一個會為中國人主持公道的良善霸權，但是卻沒有為孫中山的廣州政府所接受。

孫中山打從一開始就拒絕徐世昌總統的邀請，沒有派遣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隨施肇基、顧維鈞及王寵惠一起組團出席華盛頓會議。日裔美籍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在其大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中，指出承認華盛頓體系等同於承認北洋政府的正當性，所以孫中山必須對《九國公約》持否定態度。

日本對《九國公約》的反擊

比起多次讓他失望的美國，孫中山已經找到了新的合作對象，那就是列寧推翻沙皇之後，建立的人類史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列寧不只公開譴責帝國主義，還聲稱要「輸出革命」，幫助世界各弱小民族擺脫殖民母國的枷鎖，甚至將過去帝俄在中國的特權還給中國。孫中山於上走上「聯俄容共」道路，決定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支持下，把以打倒英美「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貫徹到底。

英美對北洋政府的支持，讓孫中山將英美視為他革命的頭號目標，然而孫中山並不是共產主義的支持者，所以在德國被打敗的情況下他還尋求來自日本的支持。孫中山在1924年11月28日的神戶演說，就是鼓勵日本不要當「西方霸道的鷹犬」，而是應該要當「東方王道的干城」，與中國、蘇聯一起攜手推翻盎格魯－撒克遜建立的華盛頓體系。

華盛頓會議時的日本，正處於大正民主時代，首相高橋是清期望以融入西方國際體系的方式爭取國家的最高利益，於是支持在《九國公約》上簽字。然而英美在巴黎和會上拒絕平等對待日本，還有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發展海洋武力的打壓，都讓以挑戰西方秩序為目標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決心反制《九國公約》，建立真正屬於東方人的亞太秩序。

站在日本與蘇聯的角度來看，英美提倡《九國公約》確保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說法極為虛偽。英國是最早以武力強制打開中國國門，強銷鴉片、奪取殖民地並建立租界的國家，如今突然一改過去貪婪的態度聲稱要尊重中國主權，不過是因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打擊，國力嚴重削弱的影響罷了。既然英國不是因為良心發現，單純只是因為自己在中國吃飽了而已，那也沒有什麼理由要求沒吃飽的日本不能採取行動。

美國的表現對日本而言更是偽善，先不提美國在亞洲還有菲律賓這個殖民地，光是過去白人在北美大陸對印地安人的種族屠殺，還有美國南北戰爭後把整個西半球納入自己勢力範圍，不讓其他歐洲列強染指的行為，就沒有比日本在台灣、朝鮮的表現好到哪裡去。日本在亞洲的擴張，不過是效法美國推行自己的「亞洲門羅主義」，所以美國實在沒有什麼正當性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孫中山的選擇，確保了他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只有兩條選擇，要不就向左轉投向蘇聯懷抱，要不就向右轉與日本合作建立屬於黃種人的亞洲秩序。《九國公約》只是西方列強透過另外一種手段宰制中國的糖衣毒藥，而且還比俄國人、日本人赤裸裸血淋淋的侵略更具迷惑性。尤其是1925年五卅慘案，更讓國共兩黨聯手發起了挑戰英國對香港殖民統治的省港大罷工，讓國民黨一度被西方視為蘇聯在華的頭號代理人。

伴隨著孫中山先生去世還有北伐勝利告終，新上台的國民政府卻一反過去敵視英美的政策，轉而擁抱起《九國公約》，成為華盛頓體系在亞洲最堅強的擁護者。而且這個態度，也完整的由國民政府的繼承者，即1947年行憲後延續到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完整繼承。從蔣中正到今天的蔡英文，歷屆中華民國總統都以親美派自居，這個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呢？

蔣公給美國的「投名狀」

蔣中正調整孫中山的態度，帶領國民政府由反美轉向親美，除了他個人的基督教信仰外，還有高度合理的現實主義判斷。曾經到日本接受軍事訓練，又被孫中山派到蘇聯考察過的他，認為蘇聯與日本才是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兩個國家。蘇聯雖然打著反帝國主義旗號，可實際目的是要消滅中國的固有文化，把中國改造成共產國際赤化世界的馬前卒。

至於日本的大亞洲主義，雖然是以將英美驅逐出亞洲為目標，本質上針對的不是中國，然而日本做為一個島國缺乏足夠的人口、資源以及戰略縱深來與西方國家長期對抗。要達到這個目標，日本必須要先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來奪取人口、資源及土地。換言之這場日本針對西方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必然是要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和尊嚴為代價，是蔣中正所無法接受的。

所以從「遠交近攻」的地緣政治考量，蔣中正必然延續北洋政府而不是孫中山晚年的外交政策，成為華盛頓體系的擁護者。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美國雖然受到國內孤立主義影響，無法直接派兵參戰，但仍在外交、貿易還有軍事訓練等三個方面設法援助國民政府，為的就是不讓中國被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在蔣夫人宋美齡的穿針引線下，美國對國民政府的影響日益升高。

泛美航空買下中國航空的股份，日本就要在滿洲國成立滿洲航空株式會社，接著又在華北創立惠通航空，就是要搶先美國主宰中國民航市場。至於中華民國空軍，則因為美軍退役少校裘以德（John H. Jouett）少校率美國顧問團進入中央航空學校，還有寇蒂斯－萊特（Cutiss-Wright）對中央飛機製造廠的投資，在抗戰爆發前就已經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

司徒雷登對愛國學生運動的支持，論規模可絲毫不輸給2018年「反送中運動」爆發時，西方國家對香港反共人士的聲援。只是美國是個民主國家，而且民眾對於干預海外事務並不感興趣，尤其是像中日戰爭這種黃種人殺黃種人的海外事務不感興趣。許多美國商人想同時與中日兩國做生意，傾向於在這場衝突中保持中立。所以蔣中正如果期望美國加入這場對日作戰，還有必要給美國交一個「投名狀」。

所謂的「投名狀」，就是中華民國必須要率先在抵禦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付出慘重犧牲。唯有付出慘重的犧牲，才能證明中華民國有決心與日本帝國打一場長期的消耗戰。犧牲的越是慘烈，越是能像美國百姓證明中華民國是在打一場壯烈的反侵略戰爭，讓美國政府有介入亞太事務的正當性。羅斯福那個時代的美國政治家，比2003年的小布希總統更有戰略眼光，知道什麼是「師出有名」。

蔣中正顯然對此心神領會，並且也為了爭取美國的參戰準備把德國顧問為他栽培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全部砸下去，於是就有了電影《八佰》中，蔣中正指派88師524團將士死守四行倉庫，意圖影響九國公約會議結果的策略應用。他指出：「世界戰爭，是以中日戰爭為導火線，而中國實為首要之犧牲者，必須具犧牲之精神，方能使利害共同之國家，為共同之犧牲；並須具徹底犧牲之決心，方能有犧牲之代價。」

《九國公約》的成功與失敗

然而以汪精衛為代表的主和派，卻認為蔣中正這麼做的結果只會讓中華民國成為美國稱霸遠東的「馬前卒」，白白消耗掉中央軍嫡系部隊的戰力，讓中國老百姓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他認為中國就算要投入對日作戰，也不應該當第一個給列強犧牲墊背的國家，而是應該選擇對日本的侵略行動採取低調隱忍的態度，讓日軍把目標轉移到蘇聯或者美國，盡可能降低中國在這場戰爭中遭遇到的損失。

等到美國、蘇聯或者日本三方快要打出個結果的時候，中國在選擇與勝利的一方站在一起，從而如二戰中的泰國一樣爭取到最大的國家利益。汪精衛曾經告訴胡適，美國就算出兵協助中國戰勝日本，也是為了美國的利益戰勝日本，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戰勝日本。蔣中正把所有精銳部隊投入到上海打光，如果沒有辦法爭取到英美參戰，會使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境界。

汪精衛所最擔心的結果，就是中日兩國打到兩敗俱傷，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扶植下發展壯大。自認孫中山先生正統傳人的汪精衛，認為中國在共產主義與大亞洲主義之間應該選擇後者，所以在1940年3月選擇脫離了重慶的抗日國民政府，回到南京組織親日國民政府，就是希望爭取中國能在犧牲最小的情況下結束與日本的武裝衝突，共同將目標對準蘇聯。

結果歷史給汪精衛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那就是美國最終還是如蔣中正預料的參加了太平洋戰爭，中華民國也在羅斯福總統支持下不只成為戰勝國，而且還是和美國、英國、蘇聯齊名的世界四強。台灣、澎湖與東北等失土得以回歸中華民國，朝鮮則將在日本投降後重新成為獨立的國家。汪精衛等「主和派」，則毫無意外的將在大戰告一段落後成為「漢奸」。

身為《九國公約》簽字國的比利時、荷蘭與法國，國土都在二戰爆發之初為德軍佔領，他們面對日本的擴張毫無招架之力。葡萄牙則從頭到尾嚴守中立，才免去日軍佔領澳門的危機，基本上失去了對遠東事務的話語權。從香港到新加坡，英軍被日軍打得丟盔棄甲，在殖民地子民眼前早已威嚴掃地。英國的亞太殖民帝國，雖然戰後在美國幫助下得到短暫恢復，但退場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至於日本與義大利，則根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而且本土都在美軍的佔領之下，根本不可能對美國霸權產生任何挑戰。由九個國家在1922年聯手參與制定的《九國公約》，到了1945年以後變成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民國的雙邊關係，華盛頓體系贏得了空前勝利。唯一的變數，是在歐洲戰場上擊敗納粹德國，並依據《雅爾達密約》（Yalta Agreement）進軍亞洲的蘇聯。

中共在蘇聯提供的支持下發展壯大，美國卻因為沒有準備好與蘇聯打下一場世界大戰而沒有全力支持國軍戡亂，再加上蔣中正無法約束手下官員的腐化，更沒有辦法解決中國大陸複雜的土地問題，最終中華民國政府從大陸撤退到了台灣來。在毛澤東的啟發下，金日成和胡志明將中國、朝鮮還有越南本土的民族運動與共產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一股美軍難以武力征服的力量，將華盛頓體系的影響範圍限制於亞洲大陸的核心之外。

確保三贏的政治框架

華盛頓體系在亞洲大陸的發展，確實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的成立而遭遇到挫敗，但是接受美國影響的亞洲沿岸還有島嶼地區卻大多走向了富裕。即便是1975年淪陷的南越，在經濟發展上因為融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關係，發展的一直比北越還要好。直到南北越統一45年後的今天，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還極度仰賴南方做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台灣在美國提供的保護下，成功避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前30年的各場政治運動與人禍天災。中國大陸本身，也在經歷了中蘇共分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後，體會到「發展是硬道理」的真諦。與美國鬥爭整整30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究還是在1979年1月1日實現了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回歸華盛頓體系的架構之中。

如同當年「背叛」孫中山「革命外交」路線的蔣中正一樣，鄧小平回歸華盛頓體系同樣是建立在向美國遞交「投名狀」之上的。由中共在1979年發起的懲越戰爭，就是鄧小平向美國卡特政府遞交的「投名狀」，表面上是教訓統一後宣佈向蘇聯「一面倒」的越南共產黨政府，實際上是替越戰中失敗的美國討回顏面。鄧小平全面向美國靠攏的舉動，對大陸的毛派份子而言顯然也是「背叛革命」的。

自1945年以來，隨著中美關係還有亞太局勢的變化，以《九國公約》為核心的華盛頓體系也必須要靠不同的框架才能維持運作。比如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後，靠的是1954年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此刻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將中共界定為蘇聯扶持的傀儡政權，第二個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紅色滿洲國，中美關係是兩個民主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

直到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在鄧小平的要求下和中華民國解除邦交關係，所謂中美關係在兩岸都聲稱自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情況下演變成複雜的兩國三方關係。美國在不破壞「一個中國」政策的情況下，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又不願意對台灣屬於哪一個「中國」表達立場。

於是建立在《上海公報》、《建交公報》與《八一七公報》等三個公報，還有《台灣關係法》這一個法案基礎上的美中關係框架，就這樣延續了整整40年下來。海峽兩岸之間也以「三個公報，一個法案」為架構，在模糊「一個中國」含意的前提下發展緊密的經貿及文化交流關係。放在當今的兩岸政治環境下，其實就是我們所認知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三個公報，一個法案」也好，「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罷，基本上都是以確保中國主權不分裂為基礎，承認兩個中國政權在治權上的各自獨立，美國「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精神仍貫穿其中。台灣在與大陸維持經貿交流的同時發展民主政治，大陸則能取得美國還有其他海外基金投入基礎建設的發展。富裕起來了的兩岸中國人，又回過頭來投資美國產業，怎麼看都是一個讓華府、北京和台北「三贏」的務實框架。

面臨內外挑戰的華盛頓體系

但是這個「三贏」的局面，是只有在中國大陸國力不足以挑戰美國的情況下才能維持的。縱然兩岸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從延續自《九國公約》的「三個公報，一個法案」或者「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得到好處，但是對這個現狀感到厭惡，甚至認為自己尊嚴受辱的中國人卻也不少。畢竟無論中國在這個框架下得到多少利益，這個框架終究還是建立在華盛頓體系之上，而不是北京或者台北的體系。

這也是為什麼中共自習近平上台以來，開始出現回歸毛澤東時代路線，甚至效法往日的大日本帝國挑戰起美國來了。無論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官方文宣，還是習近平「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兩個霸權」的言論，都應證中共不再以屈服於華盛頓體系感到滿足。隨著中共逐漸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政治還有軍事力量，美國終將成為中共打造「東亞新秩序」的終極敵人。

美國與中共之間的貿易戰、經濟戰打得越是猛烈，中華民族主義者對美國的敵視就越是強烈。雖然這股強大的中華民族主義，本身就是美國100年前為了對付日本所培植起來的，就好像100年前英國為了對付鄂圖曼帝國所煽動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最終成為西方世界的敵人一樣。台灣的藍綠兩黨高層，雖然還是以親美派為主流，但是底層卻也都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

台灣泛藍陣營的基層支持者，與大陸人一樣多為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者，而且心中還懷有《雅爾達密約》以及中美斷交等一系列中華民國被美國出賣的歷史記憶，對美國的印象本來就打了許多折扣。美國近年來對中國大陸的各種打壓，還有川普上台後一系列看似親近民進黨的作為，更讓台灣統派人士質疑起中華民國過去75年來扮演美國盟友的角色是否值得。

不只是今天川普統治下的美國，甚至是二戰期間與中華民國並肩作戰的美國，看在統派眼中也不再是正義的象徵，而是在背後挑起中日戰爭的真正元兇，只因為美國不願意見到中國與日本在亞洲建立起一個屬於黃種人的聯盟體系。今年7月去世的統派大老王曉波指出：「我們不能不說，美國的這項策略是成功的，中日兩民族血戰八年，兩敗俱傷，而保證了美國在遠東地區的霸權地位。」

顯見當年孫中山與汪精衛的想法，逐漸取代兩蔣父子過往的親美政策成為今日台灣泛藍支持者對美國的主流觀點。過去他們抗議美國，是為了抗議美國出賣友邦，沒有堅持與中華民國一起反共到底。現在他們則是願意與一切痛恨美國的勢力，包括他們過去所痛恨的中共，甚至日本聯合起來打倒美國，兩種心態的差距相當巨大，值得我們給予注意。

至於民進黨和獨派支持者，因為從來不認為自己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本來不該把他們列入《九國公約》的相關討論中。然而表面上極度親美的他們，實際上卻也受制於「三個公報，一個法案」，或者「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框架之中不可自拔。未來他們如果有了實力或者美國之外的第二個合作選項，勢必也有成為華盛頓體系挑戰者的可能性，這點我們同樣不可忽視。

即將在12月上映的《光計畫》是一部關於1945年後臺灣的外交、國際關係與認同轉變的紀錄片。複雜的國際關係須從歷史脈絡逐一梳理與分析，或許我們將有機會在混沌的2020年底窺探臺灣未來道路的輪廓。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本文應《光計畫》之邀約撰寫，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