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被告能參與、能協助律師進行有效辯護嗎？他跟檢察官說『你們憑什麼審理我，我不歸中華民國管』、『你們地下黨嗎』，這是適合的程序進行方式嗎？」薛煒育看著卷內觀察王景玉的神情、對話內容、精神鑑定報告等，知道他有思覺失調症，律師團也曾提出就審能力聲請調查，但當時法官只看王景玉在看守所跟家人的會面紀錄、說王景玉還知道跟爸媽要錢買零食，就是還沒跟現實脫節、是有效程序。
這在薛煒育看來是非常可惜的，不只是為了被告──如果被告症狀可以透過醫學方法緩解穩定、如果可以等2–3個月、被告確實在看守所用到第三代藥物治療以後有慢慢回復了，這樣後續審判做的19條、教化可能性、心理衡鑑、量刑前社會調查，做下去不是更有意義嗎？當被告連自己讀哪間小學、國中哪裡畢業都不清楚時，薛煒育說，當時就必須依賴家人觀察了，律師也跟家人慢慢合作建立情感，把家人的觀察提供給法院、鑑定機關做出完整的報告，調查越充份，才越能讓台灣民眾信任。
後來薛煒育回溯、發現王景玉在案發4年前就有突發精神狀況，先是懷疑父母親不是親生的，打完父親以後又打母親、主張「這樣才公平」；當時醫生認為不到強制就醫程度，請王景玉父母注意、要密切回診而已，問題是長輩沒有意識到精神疾病重要性，以為這是「中邪」，導致越演越烈、最後變成悲劇。
對此，薛煒育陪被告及家屬4年裡，就花了2年時間試圖跟王景玉與其雙親溝通：「這不是中邪、不是要去宮廟，要去看醫生，後面我又花2年請他們服藥──他們問我『可不可以不吃藥』，吃藥會頭昏昏腦沉沉、口水流下來，他們拒絕服藥，但我知道，如果他行為造成這悲劇是跟他精神疾病有關、這原因可以透過現代醫學處理，那我必須提醒他的犯罪成因、提醒他該面對的狀況處境、提醒他該接受治療。」
後來王景玉終於接受薛煒育要求的「吃藥」，交換條件是，如果有天醫生說可以不用再吃藥，王景玉就不必再吃藥。今年4月王景玉定讞後，薛煒育還去監所看他兩次，發現他已經能下工廠了。
「最後，我問他還有沒有吃藥、看醫生，他說有，說『我會乖乖配合，吃藥』──我覺得這案子，也許這樣才是一個『有效辯護』的結束吧。」薛煒育最後這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