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替洪仲丘命案家屬打官司、也曾擔任小燈泡案（內湖女童命案）家屬律師的李宣毅，雖替無數被害家屬發聲，同時卻也堅決支持廢除死刑，就是因為看見被害者家屬處境。
「我們不否認被害事件有多恐怖，我們跟大家是一樣的……」李宣毅說，通常被害家屬除了追求刑事訴訟的「極刑」以外不會要求任何補償，問題是：「他成功時會得到一個禮物，就是『被告去死』，但他把禮物盒打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最近有個被害者家屬會說，他的感受是一直等不到對方道歉，等到對方道歉了，他覺得好，但還可以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國家沒有以被害者立場告訴他們說該追求什麼，如果什麼都沒有，國家又要給他什麼？」
李宣毅認為，量刑的相關調查是該更早去做的，應該要更早告訴被害者家屬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這人會做這麼可怕的事，也要讓檢察官在起訴時就知道狀況，否則：「被害者家屬是非常徬徨的，他們對國家刑罰權想像也很貧乏，好像想追求正義、正義就是死刑，到最後他就是一場空的感覺。」
當被害人家屬必須在法庭上談論案件，李宣毅說，那過程確實是非常痛苦的，必須不斷回想、狀態卻像剛離開核彈爆炸事發地，通常被害人家屬都沒有能力去談，法庭其實也該考量被害者究竟能否進去訴訟程序。
李宣毅：最重要的還是要讓被害者家屬知道「為什麼」
在李宣毅看來，最重要的還是要讓被害者家屬知道「為什麼」，雖然實務上會有一些問題，就像他經手的被告多半跟律師有衝突，也有些法院無論如何都不想鑑定、或是問了3組鑑定團隊跟醫院得到的答案完全不一樣，因此，李宣毅主張該把更多的鑑定在起訴前就做完──盡早做完鑑定，一方面檢察官可以帶著一套專家論述進法庭，律師也能更早找到專業醫師詢問、做到更精準的決策，否則如今司法精神鑑定的醫師真的很難找，就算找到也很辛苦，要被律師唸、要被法官質疑。
「為什麼有人從出生的狀態、到現在會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這些必須去調查、必須讓被害人理解，當被害人理解這些，他才有可能駕馭跟超越『被害』，這不只是司法權上的個案，也該有行政權調查──我們希望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可怕的事，不要再發生一樣的事。」李宣毅說。
薛煒育在小燈泡案擔任被告王景玉辯護律師，其分享卻也透露「不要再發生一樣的事」這樣的盼望，他很拚命讓王景玉自願吃藥、改善病況。薛煒育當時是在王景玉被起訴後擔任其辯護人，第一時間想的其實是「不知道該怎麼辯護」──當時3個律師一起進看守所，只問王景玉：為什麼做這事？動機是什麼？這是全台灣關心小燈泡案的民眾最想知道的答案，沒想到3個律師問半天，王景玉只說：「請律師去看某大陸古裝劇，就會懂了。」為了跟當事人之間的信任關係，薛煒育回去真的看了那部劇，但也只看到把人頭砍下來，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