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豊金的弊端正在檢調的偵查中，在偵查結束前就細節的部份不宜做太多的揣測。但從各媒體的報導中得知，本案是因為有人檢舉而曝光；換言之，若沒有人出面檢舉，這個案子可能不會浮出檯面。其實不止本案，中信金的案子也是因檢舉而曝光，其他主管機關對金融機構的裁罰，也有許多是源自於檢舉。所以檢舉對金融機構弊端的揭發，尤其是有高層涉入的弊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要透過檢舉才能揭發弊端，表示金融機構的內稽、內控(包括法令遵循)的功能不彰。如果內部防範的措施得宜，就不應該有弊端發生，又何須以檢舉的方式向外揭發弊端呢？平心而論，這幾年來在金融監理機關的強烈要求下，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內稽內控等的相關制度皆已完備，實施也有一定的成效。但重大弊端卻一再發生，其問題的癥結在於高層並沒有“信守”這些制度(lack of commitment)，致使實際實施的效果僅及於牽制、防範中層以下的人員。對於恣意枉法的高層，內稽內控系統基本上是失能、無效的，違反利害關係人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年來，金融監理機關對此類案件的裁罰不勝枚舉，案件卻不斷的發生，難道公司內部沒有任何管控的規範及措施嗎？事實上法令就利害關係人交易有詳細的規定，金融機構也依法令制定相對應內部章則。但利害關係人都是與高層有密切的關係。因高層的涉入或指示，所以相關部門就配合辦理（或裝聾作啞）。如果沒有高層的涉入或指示，按正常程序審查，此類交易是不會通過的。這突顯了兩個問題，首先是高層法令遵循的觀念薄弱。其次是內部機制欠缺「自主性」及「獨立性」,不足以防範高層的違法行為。這樣的情況下，使得檢舉在揭發弊端上產生了它一定的存在必要性。
遺憾的是，在台灣檢舉的正面功能受打「小報告」及「抹黑」文化的影響被污名化了。其實，即使是歐美國家的金融機構，其法令遵循制度內都有一套完整的檢舉(whistle blowing)相關規定，規範如何處理檢舉?如何避免吃案?如何保護檢舉人?在何種情況下可向外檢舉?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因高層涉入而導致內控功能失效的問題。短期內，台灣金融機構的內部檢舉制度，也許尚難發揮其功能。但理論上，或從過往的經驗上來看，不管短期還是長期，尤其正值此景氣嚴峻之時也是弊端好發的時節，監理單位或檢調單位應審慎思考，如何「善用」檢舉以揭發重大金融弊端的妥善制度，並公告週知，以遏止金融業某些不肖高層的枉法行為。 （相關報導： 何壽川遭羈押禁見 永豐金代理董座邱正雄親自喊話穩軍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紐約州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