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觀點:「親中愛台」投射的生物性

2017-06-20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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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親中愛台的說法,背後有強大的生物性,這種生物性不限於台灣、不限於華人,是在移民與殖民世代交替的生命鐵則下,群體身分與政治範疇相互構成的體現。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一帶一路」高峰會閉幕式上致詞。(美聯社)

作者認為,親中愛台的說法,背後有強大的生物性,這種生物性不限於台灣、不限於華人,是在移民與殖民世代交替的生命鐵則下,群體身分與政治範疇相互構成的體現。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一帶一路」高峰會閉幕式上致詞。(美聯社)

台灣政治高層冒出了親中愛台的說法引發側目,論者或從道德、或從政治觀點評述批判,沒有同情到背後更強大的生物性,這種生物性不限於台灣、不限於華人,是在移民與殖民世代交替的生命鐵則下,群體身分與政治範疇相互構成的體現,是潛意識的、缺乏話語的、肉體的、無法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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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中愛台反映的,是二戰後第三代人對台灣既認同又疏離的情感,是在自由民主的內涵經歷一再變遷與遭到掏空後,充滿後殖民健忘性格的即興替代。要深入親中愛台這樣的語言政治的精神內核,最有幫助的方法,是追蹤自由民主價值在台灣戰後三代人的實踐中,其命運如何跌宕起伏。

除了在兩岸對峙的內戰前期,自由民主作為台灣身在西方陣營的口號,以對比中共發動土改、公社、文革的喧囂無度。其實,台灣上下並沒有促進自由民主的動機,陽奉陰違實為常態。真正將自由民主付諸行動的,是李登輝治下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但是即使有政治改革的行動,結果卻既不自由,也不民主。

李登輝坦言,民主化最重要的目的是本土化,也就是向老國民當奪權。不過,他的本土化能有自由民主作為工具及包裝,必須歸功於老國民黨中已然失勢,卻因李登輝的知遇之恩而得以襄助他的戰後外省第一代。他們並非不了解李登輝的台獨能量,所以就有內在壓力要給反台獨的自己,找到重出江湖理由。

20161126-前總統李登輝出席「台北高校同學會年會」活動.李登輝.(陳明仁攝)
李登輝坦言,民主化最重要的目的是本土化,也就是向老國民當奪權。(資料照,陳明仁攝)

這個理由,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因此,當時就有了兩岸之間是制度競爭的新提法--台北代表自由民主,北京代表威權專制。以民主化進行制度競爭,一方面牽制李登輝走台獨,另一方面卻也等於讓他向老國民黨奪權,更加師出有名,雙方可說是相得益彰。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成為第一代人說服自己不是台獨的暗號。

第一代老成凋謝以後,以戰後第二代為領導的台獨銳不可當,於是自由民主的意義丕變。90年代初期,新興的台獨實力不足,隱忍不講自由,而講國家安全為暗號,藉以影射兩岸是兩個國家。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台獨羽翼漸豐,便將國民黨與大陸共同歸類於威權專制,以推翻國民黨作為階段性的台獨替代。

戰後第二代傳承殖民現代性,沒有民主文化,只有民主話語,但這極其重要,因為戰後國民黨貶抑日本殖民統治,導致殖民現代性失去正當性,在不能明目張膽回歸殖民的失語情境下,獨尊以美國是尚的自由民主話語,並對一黨專政表達厭惡,就成了台獨與後殖民社會重新翻身,建立文明驕傲,睥睨大陸的便宜話語。

在台獨主政的情況下,省籍分化、統獨鬥爭、兩岸衝突愈演愈烈,對戰後第三代形成莫大壓力。第三代在以台灣為政治範疇的邊界意識中成長,距離日本殖民統治與中國內戰的年代遙遠,不復記憶,成為所謂天然獨的一代人。他們不耐上一代的撕裂政治,對兩岸紛爭疏離,對中國人的身分排斥,但自己又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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