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高層冒出了親中愛台的說法引發側目，論者或從道德、或從政治觀點評述批判，沒有同情到背後更強大的生物性，這種生物性不限於台灣、不限於華人，是在移民與殖民世代交替的生命鐵則下，群體身分與政治範疇相互構成的體現，是潛意識的、缺乏話語的、肉體的、無法管理的。
親中愛台反映的，是二戰後第三代人對台灣既認同又疏離的情感，是在自由民主的內涵經歷一再變遷與遭到掏空後，充滿後殖民健忘性格的即興替代。要深入親中愛台這樣的語言政治的精神內核，最有幫助的方法，是追蹤自由民主價值在台灣戰後三代人的實踐中，其命運如何跌宕起伏。
除了在兩岸對峙的內戰前期，自由民主作為台灣身在西方陣營的口號，以對比中共發動土改、公社、文革的喧囂無度。其實，台灣上下並沒有促進自由民主的動機，陽奉陰違實為常態。真正將自由民主付諸行動的，是李登輝治下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但是即使有政治改革的行動，結果卻既不自由，也不民主。
李登輝坦言，民主化最重要的目的是本土化，也就是向老國民當奪權。不過，他的本土化能有自由民主作為工具及包裝，必須歸功於老國民黨中已然失勢，卻因李登輝的知遇之恩而得以襄助他的戰後外省第一代。他們並非不了解李登輝的台獨能量，所以就有內在壓力要給反台獨的自己，找到重出江湖理由。
這個理由，就是以民主統一中國。因此，當時就有了兩岸之間是制度競爭的新提法--台北代表自由民主，北京代表威權專制。以民主化進行制度競爭，一方面牽制李登輝走台獨，另一方面卻也等於讓他向老國民黨奪權，更加師出有名，雙方可說是相得益彰。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成為第一代人說服自己不是台獨的暗號。
第一代老成凋謝以後，以戰後第二代為領導的台獨銳不可當，於是自由民主的意義丕變。90年代初期，新興的台獨實力不足，隱忍不講自由，而講國家安全為暗號，藉以影射兩岸是兩個國家。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台獨羽翼漸豐，便將國民黨與大陸共同歸類於威權專制，以推翻國民黨作為階段性的台獨替代。
戰後第二代傳承殖民現代性，沒有民主文化，只有民主話語，但這極其重要，因為戰後國民黨貶抑日本殖民統治，導致殖民現代性失去正當性，在不能明目張膽回歸殖民的失語情境下，獨尊以美國是尚的自由民主話語，並對一黨專政表達厭惡，就成了台獨與後殖民社會重新翻身，建立文明驕傲，睥睨大陸的便宜話語。
在台獨主政的情況下，省籍分化、統獨鬥爭、兩岸衝突愈演愈烈，對戰後第三代形成莫大壓力。第三代在以台灣為政治範疇的邊界意識中成長，距離日本殖民統治與中國內戰的年代遙遠，不復記憶，成為所謂天然獨的一代人。他們不耐上一代的撕裂政治，對兩岸紛爭疏離，對中國人的身分排斥，但自己又沒有答案。
這豈是台灣才有的現象呢？東南亞華人所經歷的世代交替，同樣是向在地的政治範疇認同，也就是擺脫華人認同，爭取在地平等的公民權，他們因而厭惡上一代繼續捲在中國問題中。有的戲稱上一代為中華膠，有的直率批判他們活在內戰陰影中，甚至在新加坡的例子裡，洗刷華人國家的印象自始是其國家安全最高原則。
政治範疇在地理上的劃定，遠遠超出任何移民第三代所能置喙，但是由於既有的政治範疇已經根深蒂固，對第三代而言，這像生物性一樣的不必多言，是直覺的。雖然不排除有人年長之後對土著的壓迫感到絕望，重新在身分上發生再華化，故意凸顯差異以博取自尊，然而這樣的體會勢難在青年階段能想像。
台灣則繼續陷在重劃政治範疇的鬥爭中，第三代人所眼見的，就是身分政治造成上一代的撕裂，也造成兩代的相互責難，尤其是噤聲已久的外省第二代及他們那認同在地的第三代子嗣之間。對第三代人而言，他們和一起成長的同儕不分家中省籍或統獨，都有擺脫的願望，民主自由的意義就在他們身上實踐出新的內涵。
一言以蔽之，民主自由就是拒絕身分政治的自由、拒絕選邊的自由、拒絕傳承的自由。對於大陸，有資源可用就用，有機會爭取也可爭取，但不接受任何人用身分問題來騷擾，否則就翻臉。如果失去資源，丟掉機會，也無所謂，寧在屬於自己的空間裡經營小的幸福感，不必非要在神州大陸叱吒風雲。自由民主，是盾牌。
親中愛台的話語當然是投機政客的曖昧表態，台獨領導人口中講出來也確實很噁心。不過，他們有意無意中投射的，正是第三代人的一種身分宣告，但與其說是宣告，不如說只是要從身分政治中解放而不可得的沮喪。他們所能渴求的，無非就是在肉體上已經完成圈地的勢力範圍內，什麼都不必想的自由。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