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和禮霍孫，其在至元5年（1268）授翰林侍制，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從一品），19年（1282）拜中書右丞相（正二品）。和禮霍孫是蒙古族中獲得地位最高的官僚畫家，祇因撰寫畫史的漢族文人忽略了這位畫行畫的蒙古人，使今人忘卻了此人。以當時他的地位和元帝的詔論，「其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在翰林者，至元15年（1278）11月，命承旨和禮霍孫寫太祖御容。16年2月，復命寫太上皇御容，與太宗舊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故這件成吉思汗畫像的畫家極可能是和禮霍孫。雖然他不太可能見過成吉思汗的尊容，但從造型上看，和禮霍孫參照了成吉思汗的孫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形象，稍作變化，畫得蒼老而精神矍鑠。
探討成吉思汗畫像出於何人之手，眾說紛云，但有一共識，就是成吉思汗畫像是以元世祖忽必烈像為本，修飾變化為暮年之像，神情沈穩，充滿了睿智，後經元世祖欽定。故畫成吉思汗畫像者，應就是畫元世祖忽必烈畫像的畫家，所以史有記載畫元世祖者，皆為畫成吉思汗畫像的可能人選。
三、結論
探討何人所畫，目前討論多注重在作畫的技法上，如畫像的臉部的描繪，線條的作用顯然是被細膩的色彩暈擦手法所取代，這與中國一般透過線條來界定眼臉部位傳統表現手法，確實顯示了不同的態度。此種臉部的描繪，顯示了應用色彩的差異，依當時的時空條件，就是與西藏、尼泊爾的唐卡畫風中習見的描影特質有關，這也就標誌著中國傳統外新風格的加入。
文化交流，在蒙元時代中，像尼泊爾、西藏、蒙古與中原地區這樣幾種原本分屬不同傳統的地區風格，開始憑藉著新的局勢得到意外的交流機會。例如從劉貫道描繪了忽必烈畫像的「元世祖出獵圖」，可以看出不同方向的交流成果。故，阿尼哥所代表的西南地區文化融入了中原，劉貫道則是表示在中原傳統之內吸納新風格，而和禮霍孫則彰顯出在當時大都的藝術氣氛中，展現包容不同地區的文化傳統的交融樣貌。
故從技法上來看，實難判別成吉思汗畫像出於何人之手，但由史料判讀，「至元15年（1278）11月，命承旨和禮霍孫寫太祖御容」似較可能出於和禮霍孫之手，然亦難就此斷言故宮所藏即是出於其手。或許應該換另個角度來說，阿尼哥、劉貫道、和禮霍孫等三人皆畫過元世祖忽必烈的畫像，也畫了成吉思汗的畫像，最後由元世祖忽必烈欽定了其中一幅，但因畫像沒有畫家的落款署名，故仍然無從判定故宮所藏成吉思汗畫像出於此三人之中何人之手，若單從史冊記載之資料論之，明確記錄曾畫過成吉思汗像的只有和禮霍孫。
＊作者為文化部參事。1920年代，祖父海穆從阿爾泰山的科布多移居新疆。1949年，作者父親翻過帕米爾高原，再從印度轉來台灣，定居在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