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今年農曆春節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我國政府迅速採取措施中斷大部分之兩岸交通管道，有效「阻敵境外」，贏得社會各界好評。政府食髓知味，乃以「防疫」為名，不斷地加碼採取各種措施，以展現執政魄力。
從春節迄今，政府採取的手段，包括了：接管口罩工廠、禁止滯留武漢國民自行返臺、透過健保卡查旅遊史等等……，甚至一度還打算禁止全體醫護人員出國。昨日，政府防疫措施再升級，先是認可新北市等地方政府禁止中、小學教師及學生出國的措施，表示應適用於全國中、小學，今天更進一步表示，要將禁止出國之禁令擴及到大學生。此外，政府昨日還表示對於「非必要前往第三級疫區國家或地區」之國民，將「不得領取補償，還將公布姓名」。
詭異的是，這些防疫措施，幾乎都欠缺法律的明文授權，甚至可能抵觸法律的明文規定。然而，在「防疫」的大旗下，幾乎大部分的學者專家都閉口不語，選擇「順時鐘」，直到新北市政府限制中、小學師生出國，才猛然驚醒，批評違法。
面對種種批評，中央政府最經典的回應是，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然而，這樣一個構成要件空泛（「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授權手段不知所云（「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的法條，真的可以作為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依據嗎？
事實上，針對傳染病的防疫措施，由於限制到人民之人身自由乃至於居住遷徙自由，大法官在釋字690號解釋中，就強調相關法律的法定要件必須符合「法律明確性」之要求。亦即法律規定之意義，必須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方屬合憲。
大法官在釋字690號解釋中並強調，「人身自由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應受充分之保護，對人身自由之剝奪或限制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惟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當、合理，除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大法官指出，即使是「強制隔離」措施，也應該由主管機關「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且主管機關為相關處分時，「亦應依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相關程序而為之」，以保障國民行政救濟之權利。
筆者必須強調，限制出境涉及到對於人民遷徙自由之限制，即使是針對刑事嫌犯，也必須經由法院裁定，方得以為之。政府如果認為特定國家因為傳染疾病具有旅行之風險，應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8條發佈疫情警示，而不是片面禁止中小學師生及大學生出國。試問，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均認為並非疫區而無染病之風險，有何防疫上之必要而得以禁止國民前往旅遊？ （相關報導： 郭正亮觀點：國際疫情逆轉考驗台灣布局 ｜ 更多文章 ）
至於公布姓名，本質上屬於行政罰法第2條第3款的「其他種類行政罰」，依據「處罰法定主義」，如無具體明確之法律依據，行政機關自不得公布相關民眾之姓名。昨日中央政府宣布，將公布前往第三級疫區國家或地區國民之姓名，即顯然欠缺具體明確之法律授權。蓋傳染病防治法第四章的「防疫措施」及第五章之「檢疫措施」，均未授權政府禁止國民前往疫區，對前往疫區之國民更無任何之處罰條款。如今，政府居然可以針對法律未禁止之行為，自行創設罰則，豈不是行政權漫無邊際、毫無羈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