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專欄上一篇文字中，我已多有論述，關於馬英九在2014年11月29日九合一地方大選中遭到徹底否定而莫大潰敗，主要是因為過去六年多，馬英九個人在國家治國理政領導力上的過度致命性地求敗自弱，在經濟國政治理上，也讓國家發展過度淪陷於致命性求敗自弱政策所致。
尤其是，後一項因子的總體政治經濟構面影響效應，不但毀損了馬英九個人的政治生命，讓「馬英九經濟學」破產，也造成了執政黨國民黨相當深層的嚴重創傷，更為重要的是，更使得整個國家願景破滅，經濟實力活力動搖頹壞，對外吸引力喪失，全球競爭力落空，才是莫大罪過，值得再作進一步檢討與探索。
拿超額福利國家政策作為治國綱領
「馬英九經濟學」的求敗自弱政策，最核心的敗筆，是掌政以來，竟拿超額福利國家政策作為經濟治國綱領，徹底消蝕損毀了臺灣經濟績效與社會動能的根本基礎，且適得其反地，更加惡化了臺灣悶經濟與無感社會。
事實上，讓臺灣「嚴重超額擴充社會福利支出」肇致養成高度「福利貪吃症」(welfare gluttonousness)傾向，形成整個國家社會大惰性(inertia)的始作俑者，其實是陳水扁鎖國自閉政策施行兩年之後的游錫堃內閣，在臺灣65年經濟發展史上，第一次讓國家年度總預算的社會福利支出項，超越了經建及科技發展預算的加總，其後直到馬英九第二任期今天為止的歷任內閣，都祇有一路承緒，且越來越發惡劣化此一超額福利國政的嚴重傾斜態勢，尤其是2008年起馬英九「環保絕對優先於經濟」以及「無盡追求絕對公平正義」的國政主軸，竟採行起比較陳水扁更加「過度左傾的討好選民政策」，尤其更讓這一超額福利支出預算編排，益發深層徹底地毀壞了國家財政經濟體質。
經濟振興後 必然的福利需索傾向
致力追求「福利國家」願景，想望「讓全體國民福祉達到極大化」是七十年前多數先進國家社會的普遍憧憬。這一既往憧憬的實現、擴散、普及直到1990年代的大破滅，其整體過程與結果，的確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來分析與詮釋，為何馬英九「絕對討好選民」的求敗自弱政策，竟然反而會肇致如此「不滿意」「無感動」「惹嫌惡」的社會大反動，乃至九合一選舉「兵敗山倒」的大潰敗，其癥結與原由。
「福利國家」願景的猖行，乃是因為二戰結束後，先進國家以現代化推動社會重建，及以工業化推動經濟振興，歷經二十年時間後，各個國家政府治國績效，都有了極大進步與提升、尤其是所得效應(income effects)的增進國民財富，就業效應(employment effect)的增加廣大就業機會及職場工作品質，所創造出來的龐大中產階級，就在其工作穩定及收入提高的普遍態勢下，絕大多數人們開始重視家戶及城市化的生活水準效應(standard of living, SOL, effects)，以及生態環境的生活素質效應(quality of life, QOL, effects)，二者對於現代經濟生活的越來越發重要。這樣子的需求與渴望，很自然就普遍反應到了越來越趨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態上，追求更高「國民福祉」的訴求，遂一變成為所有先進國家政治人物爭得更為國民選票的重要賣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