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霑生前身後，人們多尊稱一聲「霑叔」。還記得十年前，各種追悼鋪天蓋地。被視為香港文化符號之一的他，難免遭遇「帶走一個時代」之類的評價，看似褒獎，實則惡俗，奔赴天堂的路上還得背上這口「拐賣時代」的黑鍋，一路負重，不得安寧。唯一可慰藉的是，這年頭被指「帶走一個時代」的逝世名人甚多，大家一人背一口鍋，倒也不寂寞。
最讓我厭煩的是一些內陸媒體，慣走高大全、主旋律路線，刻意渲染「霑叔的正氣和民族之氣」，將「赤子般的家國情懷」當成他內心的全部，將《我的中國心》視為其即使並非唯一也絕對最為重要的作品。如此刻意行事，非但誤解了霑叔，也誤解了香港。
這種刻意的想像，準確度甚至還比不上不諳世事的孩子。霑叔剛去世時，我與一個中學生聊起此事，他的說法是：「黃霑？就是那個填《滄海一聲笑》和《上海灘》的色老頭嘛，笑起來好好玩！」起碼，他抓住了「填詞」、「色」和「招牌笑容」這三個點，那是相對更真實的黃霑。說起來，在大陸地區，長居珠三角者對黃霑的瞭解顯然會更準確一些，他活在每晚電視送飯的TVB裡，活在學生宿舍半夜偷聽的香港電台節目裡，活在總有渠道可以見到的香港報章雜誌中，嬉笑怒罵，講起黃色笑話絕不設防。
香港的「四大才子」和「三大名嘴」，黃霑均位列其中。跌宕人生雖僅六十餘載，但也有無數故事可鋪陳。只是，他身上的南粵氣質和香港氣質，與內陸地區幾十年來的慣有語境和主流價值觀並不相符，別的不說，其代表作《不文集》裡的那些不文笑話，很多就不是非粵語地區人士可理解。甚至可以說，當黃霑難得在價值觀上與某些人的想像相契合時，往往也是其自曝其短之時，比如對政治相對淺薄的認知和文人常常不免的邏輯缺失，大談「陰謀論」的上書可算一例。
黃霑的價值在於他與香港這片土地的榮辱與共，在於浮沉中的真實，「不文霑」不僅僅代表一個愛講黃色笑話的人，也代表一種笑看風雲的態度。
黃霑的童年在最具老廣州氣質的荔灣度過，1949年隨父母移居香港，先後於著名的天主教中學喇沙書院和港大畢業。喇沙書院的歷屆校友中有林夕、倫永亮、許冠文、董啟章和李小龍等人，均是香港藝界文壇的頂尖人物。
在歷史轉折的當口移居香港，在教會中學讀書，在港大畢業，任意一條都是許多香港文化人身上的標籤，但三者兼而有之者並不多，黃霑的命運與香港的大時代就此交織。
在1986年的《當年情》裡，黃霑這樣填詞：「輕輕笑聲在為我送溫暖，你為我注入快樂強電。輕輕說聲漫長路快要走過，終於走過明媚晴天。聲聲歡呼躍起像紅日發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現。輕輕叫聲共抬望眼看高空，終於青天優美為你獻。」這是《英雄本色》的主題曲，片子已成一代人的記憶，香港電影的符號之一。那時的香港正處於希望與困惑並存之時，在那之前的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香港確定回歸。也是在1985年，香港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正式晉身發達地區。經濟的相對穩定和政治的極大不確定性，讓港人難免出現困惑。但那時沒有多少港人會想到，更大的困惑會發生在不久之後。也正因此，《英雄本色》既有對法律的不信任，也瀰漫著個人英雄主義的救世情結。
換言之，香港黑幫電影的個人英雄主義和暴力美學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達到輝煌，並非偶然，它與香港政治走向以及鼓勵個人奮鬥的社會經濟模式隱隱契合。在這一背景下，黃霑這首《當年情》同樣希望與困惑並存，溫暖情緒中難免有「漫長路」的艱辛。
1987年的《倩女幽魂》主題曲，同樣是黃霑的代表作，演唱者仍是張國榮。歌詞中既有人生美好的希望，也有「路隨人茫茫」的困惑，與片中的書生身影、深一腳淺一腳的跋涉相映。作為一個大陸移民，經歷過政權更迭，經歷過香港的奮鬥時代，經歷過六七暴動等暗面，並在八十年代親眼得見香港的變遷和不可預期的未來，黃霑難免在前行中感到茫茫。
當然，如果僅僅是困惑，黃霑就與許多香港文化人無異，全無「個人特色」。他的真性情才是真正獨特的「霑式標籤」，別無分號。
真性情的最好例證當然是《不文集》，甚至可以說，這本「小黃書」裡，性情的價值遠大於文字，要單說這文字的才情，高於黃霑者實在太多，可要如此毫無忌憚的「不文」，卻非常人可及。他也簡單率性，戲稱哪有什麼性情文字，把情字省掉就差不多。以他的身份，卻總愛去電影裡客串，又因他的形象，總是演些猥瑣丑角。換做旁人，怎肯失了身份，他卻甘之如飴。他曾寫道，自己「演了不知多少部戲的閒角。不是警司，就是匪幫，正是黑白兩道，任我馳聘。而如非色狼，便當嫖客，端是黃字本色，眾望所歸。瞎子演過，瘋子也演過。若論戲路之廣，香港排名，應在百名之內；要說薪酬之低，銀壇金榜肯定是負數之冠，因為有很多時候卻薪酬不收，過足戲癮之餘，連車費也會倒貼。拍得興起之際，甚至自掏腰包，大宴諸色人等。」
也因為真性情，他身上總有俠氣，所以填起武俠題材的歌詞時總是得心應手。最經典的《滄海一聲笑》，一句「豪情還剩一襟晚照」足以傲視香江。
同樣因為真性情，他從不給誰面子，言詞無忌。當年成龍的「小龍女」風波，不少人為成龍辯護，金庸則說「男人可以風流，但是不能下流」，黃霑則連成龍帶金庸一起譏諷，說「這種事根本全屬下流，哪來的風流？風流一詞不過是一種修辭手法而已。金庸則更沒資格談風流下流，因為他太少女人，只懂用腦寫小說。沒性關係就是不下流，難道用腦來精神自慰嗎？」
他自己的情事，也總是真性情相待。他與林燕妮的戀情維持十四年，既有轟轟烈烈，也有雞飛狗走，還有淡漠冷戰，最終分手告終。他倒是始終放不下，也無忌在人前提起。那年亞視的《百萬富翁》節目大紅，有黃霑參加的名人版特輯。輪到他答題時，有條問題是「以下哪一位作家喜歡在稿紙上灑香水？」這是林燕妮的習慣，在香港可算是人盡皆知，黃霑的回答是：「是不是玩我啊！我從來不在電視上講粗口，只是有一次在電台裡講了，但都剪了。你們這樣就是挑戰我，我現在就講——林燕妮！」
那場節目，我恰恰坐在電視前，當時只覺好笑。可多年後，我仍時常在各種回憶文章裡見到這故事，忍不住心有慼慼。其實黃霑此言，看似疏狂，實則動情。當年與早早退出舞台、專心相夫教子的華娃離婚，戀上林燕妮，便已是離經叛道，引來非議。但才子之情向來複雜，並非只有「專」與「不專」的兩極，「不專」與「不愛」似乎也難劃等號。
但黃霑的種種成就和真性情，必須有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香港作為土壤。離開這個土壤，黃霑就不再是黃霑，也很難成功。在他身上有著太多偶然的元素，幸或不幸。如果1949年時，他未能舉家離開廣州移居香港，那麼，他很有可能成為一個紅衛兵，在舉國狂熱中被激發出人性中惡的一面。當然，他也有可能像倪匡那樣，五十年代到內蒙古墾荒，因一點小事就被打為反革命，然後從內蒙古逃走，一路偽造公章至粵，最後偷渡香港。但倪匡這樣的傳奇經歷，複製的幾率很低。
他也有可能通過六十年代的大逃港來到香港，但這樣的話，他就將失去在喇沙中學和港大讀書的經歷，任由內地當時的極左教育侵襲一生。如果他身處的不是經濟騰飛期的香港，而是九十年代乃至21世紀的香港，他也很難在情歌大潮下獲得認同。
更重要的是，他身處的那個香港，階級固化尚未形成，百業待興，草根暴富或成名的神話層出不窮，只有你有智慧，有雙手，肯堅持，就有成功的機會，起碼，也有吃飯的機會。正統觀念似無用武之地，個人英雄主義情結愈發深入人心。文化領域同樣如此，那一代香港文人往往蔑視世俗，希望以叛逆的或者「不文」的姿態迎合通過個人奮鬥實現的香港經濟奇蹟，讓所有正統思維（如「集體主義」）無所遁形。倪匡、黃霑和蔡瀾這三大名嘴的招牌節目「今夜不設防」，不設防的何止是黃色笑話？
年少時的經歷，親眼目睹時代更迭，也是黃霑一生隱痛。《上海灘》多少有些家國之痛，至於那些武俠劇主題曲，更有情意結在。他曾籌拍《調景嶺風雲》，可惜計畫受挫。這是一個極具政治色彩的地方，大批不願遷台的國民黨殘部在此居住，早年僅有鐵皮棚，後來形成特區，住民守望相助，頗有自治色彩。馬英九在此出生，兩歲時隨家人遷台。曾與劉德華合作《神雕俠侶》的「小龍女」陳玉蓮，還有一度豔壓香港的溫碧霞，都是調景嶺出身。黃霑的父親也曾是國軍一員，那家國矛盾早已深印其心。
相比之下，對港人影響最大的《獅子山下》，反倒不能代表黃霑的人生。黃霑自己都曾說，這首歌是首行貨，絕非用心佳作。可當初的系列劇《獅子山下》，講述七十年代香港的底層生活，鐵皮棚和公屋裡的點點滴滴，就此因緣際會，觸動港人。在這個移民城市裡，從大陸漂泊而來的逃難者佔了大多數，他們思鄉，又想以香港為中轉遠渡重洋，但往往有家難返，又無力前行，更多人進退兩難，困居香港，久而久之成了港人，不得不為腳下土地打拚。
於是，才有「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才有「不朽香江名句」的期待。當年梁錦松引用此歌，期盼港人同舟共濟，抵禦經濟困難，黃霑於「SARS」期間籌辦《獅子山下》群星演唱會，都是港人的獅子山下情意結。
只是，彼時的獅子山下，全不同於後來的獅子山下，那個如火時代早已逝去。早年港人有家難歸，又無從放洋的進退兩難，陰差陽錯造就了經濟神話，可到了後來，仍是兩難，卻已無經濟神話可堪慰藉。獅子山下，終究意難平。
（再聽一次黃霑在2003年獅子山下演唱會獻唱的《滄海一聲笑》。）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