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封關之日，各大報頭版都是最終一次的民調結果。但其實在民調封關之後，兩大黨、媒體、地方黨部、私營民調公司仍持續每日的進行民意調查，只是法規規定不能公佈。為什麼民調不能公佈？有什麼問題嗎？
我國選前10天不能公佈民調的規定，最早是出現在1995年為了總統直選所立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中。在法規一讀時，行政院及國民黨提出的條文中並沒有禁止民調的規定，僅有禁止選舉日進行競選活動，各立委激辯的議題也在是否要候選人辯論、投票方式、以及候選人資格。然而，當時仍是國民黨新科立委，擔任過美國紐約時報民意調查員的趙永清委員，在最後一次二讀討論時忽然提案加進去選前10日禁提民調的規定，在立法院會議記錄中沒有任何討論即投票通過，從此成為立法規範。(趙委員後來因推動公投及反核四而離開國民黨加入民進黨，隨後在單一選區中敗給張慶忠)。
而在2003年的修法中，為了提高民調的公信力，而補上了民調資料需加上負責人、母體、經費來源及誤差等規定，並同時進一步禁止民調的報導及引用。在2007年，這些規定被複製貼上到了全體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而成為今日的規定。
為什麼選前10日不能公佈民調？從修法歷程一路順遂來看，沒有爭議意謂著各大黨、民調公司及媒體皆認為這是有利之舉。哪裡有利呢？筆者詢問幾位曾經歷那段修法日子的學者、並參看當時的報章討論，當時立法的背景是：在解嚴後我國民調數及民調機構快速成長，幾次選舉及政策討論中早已民調滿天飛，而民調品質落差甚大，人們根本無從分辨民調好壞，卻又常受民調結果影響。在此情況下，我整理了幾種支持立法的說法供大家參考。
第一，一般認為當時這法條是參考法國的選前七日不能公佈民調。事實上，全世界多數民主國家都有禁公佈民調的規定，時間從一日到十五日都有，詳請可見下圖或洽此網站，但台灣的十日還是較大多數國家嚴格，而法國已經改為一日了。
第二，為什麼會有這個規範呢？在國外，這原本是選前寧靜(Election Silence)的一部份，希望選民可以有一些時間靜一靜，不再被資訊爆炸，而能思考後作出決定。而民意調查在品質不確定的情況下，往往被視為是選戰宣傳的一部份，因而連帶的被納入選前寧靜的範圍。許多政治學及心理學的研究都指出，一般民眾會有西瓜偎大邊的現象，因此民調公佈確實可能會影響民眾的投票。(相較於其它戲碼，亂喊民調應該是最便宜的一場秀了，所以要禁止，雖然我國歷次大選都有不少人寧願被罰500萬也要亂喊，畢竟選舉都花幾億了不差這零頭。)
第三，那為什麼禁民調的時間比禁其它競選還長？畢竟所有競選方式都會影響到民眾的投票啊！這裡的邏輯是：希望大家不要只在意誰贏，而要回到政見及候選人，這是一種理想性的期待。假如大家不知道誰必贏或必輸，理想上就會再多看『政見』兩眼來決定要投誰。
第四，比較黑暗的是，民調一直公佈會影響到政黨配票及選戰策略。尤其對於複數選區的議員選舉來說，每個候選人都不希望落選，都大聲疾呼搶救，假如假民調飛舞的話地方黨部沒辦法好好的跟候選人們配票。同樣地，封關前媒體常用民調是否受到負面選舉影響來大肆報導負面選舉是否有效，而這報導也影響了選民(民調沒變，代表這負面選舉是假的嘛！大家都沒被騙我才不要傻傻被騙)。但假如沒有公開民調了，民眾就更容易被負面資訊及親友網絡耳語影響，負面選舉的效果就更顯著了。因此跟第三點的理想性來比，配票及負面選舉的效益恐怕更大。
第五，在原本及後續的修法上，另一重點在於增進『民調』二字的可信度。同為民調研究者，我本身是支持民調在公佈上應有規範，也曾多次投書媒體，例如2012在中時上的<禁民調不如提升民調品質>，或2014在蘋果的<不道德的行銷式民調>。民調本身為科學方法，卻常被濫用導致民眾的不信任，賠掉了統計、賠掉了民調、賠調了眾多民調學者，也賠掉了一個民眾可以正常發聲、參與政治的管道的可信度。但提升民調品質這件事，其實與10天的禁令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重點應該在於要公開問卷全文、預算來源，以及沒做到的罰則跟判決單位。尤其是法律上已明文規定的經費來源，現在還是沒人在公佈的。
講了這麼多，讀者不難猜到我個人比較傾向釐清罰則然後減少禁令，但我也列出大部份的說法及優缺點供大家評價。一位幫政黨進行民調的前輩跟我說，就算現在重新討論立法，選前禁民調的規定應該還是會留著。你覺得呢？該不該改呢？可不可能改呢？
＊作者為美國杜克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專長為跨國政治比較及民意調查／從小在台中長大，大學就讀台大電機系，因希望在公共領域討論時能把話說清楚，而也相信把話說清楚後還是有觀眾願意聽，故轉念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