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嚴選:關於貧富差距,馬克思未能預見的

2014-11-19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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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既非一定要被埋葬的罪惡制度,也非皆大歡喜的「童話」,市場競爭依然是現代經濟的主流。(騰訊大家網)

資本主義既非一定要被埋葬的罪惡制度,也非皆大歡喜的「童話」,市場競爭依然是現代經濟的主流。(騰訊大家網)

也許大家都同意,市場經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用中國人所習見的話說,這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爭議的地方是「先富起來」以後會如何?許多人憑藉常識判斷:市場既然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說明這些人比較適合這種自由競爭的規則。他們也絕不會僅僅是在起跑階段才佔據優勢。他們「先富起來」後,擁有了資本優勢,在競爭中更為先人一步,其優勢只能是越來越大,怎麼會越來越小?這樣下去,社會的貧富差距豈不是越來越嚴重?另一派則指出:且慢!市場本身遵循著「經濟規律」,有著奇妙的自我調節機制。按照這樣的「規律」,市場競爭會讓社會自動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共同富裕。

究竟哪種看法更為有理?這是皮凱提(Thomas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試圖澄清的一個核心問題。他先把代表這兩派的經典理論進行一番梳理,然後再排列數據,看看歷史事實究竟支持那一方。

關於市場只會使貧富分化愈演愈烈之說,馬克思即使不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在這方面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更不用說,由於歷史的原因,馬克思的理論在中國佔據著官方意識形態的高地,影響格外巨大。

皮凱提的書名,表達了他要撰寫二十一世紀版的《資本論》的志趣。馬克思對他的影響噹然不可低估。那麼,馬克思在理論上的功過究竟如何?以下是皮凱提的評判。

根據馬克思觀察,在資本主義規則的支配下,資本將無限積累,資本家控制越來越多的財富;工人則淪為無產階級,陷入的不僅是相對貧困化,甚至是絕對貧困化。考慮到《資本論》在1867年出版,馬克思對於十九世紀前半期工業革命的描述還是相當敏銳的。當時工廠的工作條件惡劣、工時超長、工薪奇低,城市貧民的狀況令人震驚,農村的景象則更為糟糕。與此相對照,則是少數資本家積累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財富。這些,都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出「末日預言」的現實根據:市場競爭的結果,是製造越來越多日益貧困的無產階級,讓財富集中在資本家手中。這必將引發無產階級革命,徹底埋葬資本主義。

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弱點,是沒有系統的收入分配數據可依據。但根據現在的研究,在十九世紀頭60年,西歐(特別是英法德)工業化突飛猛進,工薪則長期停滯,接近甚至低於十八世紀的水平。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觀察力還是相當敏銳的。馬克思最致命的侷限,是他的觀察時段。在《資本論》出版後,即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幾年,局面開始轉變。工薪的購買力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開始追趕經濟增長率。即使如此,在1870-1914年這段時期,西方的貧富分化依然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上。只是已經不能用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化」來描述工人階級的狀況了。毫無疑問,馬克思無法顧及他身後發生的事實,其理論在這方面也沒有預見。

在二戰後,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s)對資本主義提出了與馬克思的「末日預言」爭鋒相對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的初期,確實會出現比較嚴重的貧富分化;但在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貧富差距會自動在市場的調節下減低,不管是在什麼國家,施行了什麼政策。

這一結論,所依據的是1953年美國公佈的第一個收入分配的詳盡數據資料。他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揭示:在二十世紀初期,即1910和1920年代,美國最富的10%人口占有了45-50%的國民總收入。這個比例到1940年代下降到30-35%,說明貧富分化在急劇縮減。緊接著庫茲涅茨更進一步,提出了「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假說。

所謂「庫茲涅茨曲線」,簡而言之就是以貧富差距程度為縱軸,以人均收入為橫軸。貧富差距先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持續加大,到達頂點後再隨著人均收入的繼續增長而持續縮小。這樣的發展趨勢,在坐標繫上就形成了一個「鐘曲線」,或許多學者所稱的「倒U形」。

(庫茲涅茨曲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些經濟學家解釋:這背後有一套「經濟規律」在驅動。工業化顧名思義就是蓋工廠、造機器,需要大量的投資。在工業化初期,「第一桶金」還沒有賺到,社會相當貧困,資本變得奇貨可居,投資能夠奇蹟般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的回報當然巨大。與此同時,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伴隨,大量農民進城,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也壓低了工價。

這在馬克思時代格外突出:「圈地運動」使大量農民喪失了土地,作為赤貧人口湧入城市,有口飯吃就已經謝天謝地,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些都導致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但是,當工業化成熟、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程度後,該建的廠都建了,該造的機器也都造了,資本投入趨於飽和,回報開始降低。此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賴勞動力本身的素質。「人力資源」、「人力資本」越來越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增長的主動力。

最近幾年被中國經濟學家所熱議的「劉易斯拐點」,其實也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中解釋。根據「劉易斯拐點」的理論,工業化初期,享受著來自農村的、有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資本主義擴張無需面對提供工薪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投入越多,企業規模越大,可利用的廉價勞工就越多,利潤也越大。這大致相當於馬克思所謂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但是,一旦進城的農民被工業化所充分吸收,資本積累就必須面對提高工薪的壓力。這就形成了所謂「拐點」: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雖然中國是否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還有爭議,但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我們隨處可以看見這樣的事實:第二代民工早已不像第一代民工那樣有活兒就幹。他們「胃口」大得多。乃至城裡人開始抱怨:這年頭連個保姆也「漫天要價」。為什麼?過去即使是在城裡,也是有錢的人少,沒幾個人請得起保姆。掙保姆費的機會很珍貴。如今呢,大家都請得起保姆,誰稀罕你那幾個錢?社會富裕了,資本就像這種保姆費一樣,供應充足了,也不稀罕了。稀罕的是幹活的人,特別是幹活利落的人。

庫茲涅茨以系統的數據研究革命性地改造了經濟學,於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庫茲涅茨曲線」,也變成了經濟學上的常識。這一理論的寓意也是一目瞭然的:既然製造了一時的貧富分化的市場經濟還會自動把一切都平衡過來,那麼市場就會將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社會帶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一理論提出時,正好趕上冷戰,馬上就具有了政治意義,為市場經濟對於計畫經濟的天然優勢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連庫茲涅茨本人也承認:他所觀察到的貧富差距的劇減,基本是個偶然,是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導致的現象。在1953年最初的研究中,他還警告讀者不要輕易由此得出什麼普遍性的規律。但是,到了1954-55年,他的調子大變,把這一發展當作的資本主義的大趨勢,在沒有提供任何論據的情況下堅稱:即使沒有大蕭條和二戰這些因素,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也會同樣減低貧富差距。他稱這種對於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樂觀,一大目標是讓那些發展中國家跟著西方走。到了八十年代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凱旋,傅利曼式的自由經濟理論大行其道,所根據的也是同樣的「事實」:既然市場如此神奇,為什麼還需要政府的干預呢?用雷根的話說,政府解決不了問題,政府就是問題本身。

問題是,庫茲涅茨最初的研究,所依據的是1913-1948年間美國的數據,和馬克思一樣同樣存在著觀察時段的侷限。在皮凱提看來,無論是馬克思的理論,還是庫茲涅茨的理論,都屬於「瞎子摸象」式的經濟學,摸到哪個部位就說大象就是那個部位的形狀。

馬克思看到了1860年以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急劇貧富差距,就認定這是資本主義的規則:貧富分化的愈演愈烈,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庫茲涅茨則看到1913-1948年美國貧富分化的日益消減,也馬上聲稱這才是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規律,發明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自我平衡的「童話」。在各打五十大板之後,皮凱提首先要在觀察時段上避免兩位前輩的侷限,力圖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對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的觀察的基礎上。為此,他和他的同事收集了資本主義世界幾乎所有能夠找到的數據資料,不僅涵蓋了美英法德等主要國家,而且在時間上(視國家和統計資料之不同)最早回溯到十八世紀末,最近則一直延伸到2010年。這是迄今為止對現有數據資料所進行的最為翔實系統分析,頗有大數據時代的風采。因為數據規模過大,已經無法為書中的眾多表格所陳列,要另建網站予以公佈,便於研究者和批評者的檢驗。這也是社會科學在數據運用上的一個創舉。

根據這一更為全面的數據分析,皮凱提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簡單地說,他把「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形」徹底顛倒過來,形成一個正U型的發展:1870-1914年,也就是一戰以前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歐洲維持著高度的貧富差距。美國的貧富差距程度明顯低一些,貧富差距的頂峰是在1929年大蕭條爆發的時刻。歐洲從一戰開始貧富差距急劇下降,原因是戰爭摧毀了大量財富,戰爭動員和戰後重建則提高了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美國受一戰衝擊有限,這種發展略遲一步,但隨著大蕭條的爆發在1929年後也開始了同樣的過程。到1950年前後,歐洲和美國的貧富差距都降到了最低點,並大致把這一水平維持到1980年。1980年以後,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再次急劇加劇,至今沒有緩解的跡象。照此趨勢,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很快將達到或超過一戰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庫茲涅茨的研究掐頭去尾,只覆蓋了貧富差距下降的過程,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貧富分化在低水平上的維持也涉及不多。而他在1985年去世,對貧富差距的迅速反彈也沒有機會觀察。在這方面,他與馬克思的命運並無本質區別。

皮凱提進一步指出,他所描繪的這個歷史大U型,背後的動力絕非僅僅市場。恰恰相反,從一戰到1970年代,西方經歷了兩次大戰、大蕭條、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包括對富人一度高達90%以上的掠奪性稅率。這些都是降低貧富差距的核心因素。到了1980年,等庫茲涅茨的理論成為普遍的信念、「保守主義革命」開始放任市場競爭時,貧富差距立即攀升。可見,貧富差距的加劇,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範圍內,多是在對市場放任的情況下出現的。矯正貧富差距,則主要是靠政治過程。這種政治過程也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被動的、災難性的外在衝擊,比如兩次世界大戰;一種是主動的、內在的調整,比如民主政府所施行的針對富人的高稅收和針對全民的高福利制度。

我個人對皮凱提的敘述有兩點補充。第一,他在批評馬克思時提到,馬克思沒有機會觀察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工業化發展。那個時代,工薪購買力的提高開始追趕經濟發展,勞動階層的絕對經濟狀況開始改善,儘管貧富差距仍然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上。這一時代,顯然不是他分析的重點,故而就這樣點到為止,未能細論。

我提請人們注意的是:即使在這個階段,工薪購買力的提高是否能單純地歸結為市場的自然調節,也大有商榷的餘地。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在政治上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英國工人階級沒有聽從馬克思的召喚去推翻資本主義,一大原因是他們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進入政治過程的可能性不斷擴大。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選舉權擴大了50%,但勞動階層大部分因財產資格的限制依然無權選舉。有選舉權的,大致僅為男性選民的七分之一。此後,以勞動階層為社會基礎、要求取消財產資格限制的普選權的「憲章運動」風起雲湧,工會運動日益壯大。到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通過,選舉權倍增。到1868年時,雖然依然有財產資格限制,但實際上所有家庭的男主人基本都擁有了選舉權。勞工階層進入選舉過程,最終導致工黨的成立,成為議會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並頻頻成為執政黨。一系列對工人的保護措施,如對童工、工時的限制等等,也在這個時期成為法律。

我們很難想像,工人所獲得的這種政治權利和他們工薪購買力水平的提高沒有關係。事實上,在落實普選權和取消選民財產資格的問題上,保守派反對的一個核心立場,就是擔心政治民主會侵犯私有財產:如果無產者獲得了選舉權,並且在人數上超過有產者,他們何不投票廢除少數人的財產?可見,工人的普遍政治權利,至少在當時的保守主義者看來,是對市場規則的威脅。然而,正是這樣的政治權利挽救了資本主義。如今已經沒有人能否認普選權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進步。

第二,皮凱提在對庫茲涅茨的批評中,把庫茲涅茨描述成弗里德曼式的極端市場主義者,忽略了庫茲涅茨本人對福利和政府行為的肯定:資本主義高級階段貧富差距的減低,並非全靠純粹的市場調節。庫茲涅茨指出,貧富差距的降低,一方面伴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也是不斷民主化和福利國家的崛起而導致的結果。我們不應該忘記,庫茲涅茨在發展他的理論的五六十年代,恰恰是西方世界福利最高、稅率最高的時代。庫茲涅茨自己並沒有把這些政治因素排除,而是把這些視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優勢的重要部分。只是在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之後,傅利曼式的經濟學當道,市場自我調節的功能才被神化為「經濟規律」。

總之,皮凱提的結論,以及他所引導的思考路向,不僅顛覆了所謂市場萬能、可以自動把貧富差距調節到良性水平的理論,也為民主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提供了相當的合法性依據。

這使得保守主義陣腳大亂,立即組織對皮凱提的批判。最有效的一個手段,當然莫過於摧毀皮凱提的學術信譽,以迴避對他所提出的問題的討論。這方面最大的一個成果,是ChrisGiles在《金融時報》上對皮凱提的數據進行的重新分析。他指責皮凱提操縱甚至篡改數據,一時鬧得滿城風雨。但是,人們馬上發現,皮凱提只是運用了統計學上慣行的處理方法,為了把一些不可比的數據變得有可比性,進行了必要的技術調整。這種調整當然會引起爭議,皮凱提自己也說他的數據分析大有改進之餘地,但這和篡改數據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皮凱提僅僅寫了一篇簡短的回應,稱對方根本不瞭解自己的工作。ChrisGiles還具體指出,皮凱提對英國的分析非常不靠譜兒,並堅稱英國近年來並沒有出現貧富差距加劇的現象。皮凱提對於美國的分析,也很不專業。’

皮凱提挖苦地回應:如果《金融時報》發現沒有出現貧富差距加劇的現象,這可是個大新聞,為什麼不自己趕緊報導呢?美國的數據,他承認自己不是作得最好,要求大家看兩位專門研究美國的經濟學家EmmanuelSaez和GabrielZucman的最新成果。他們的研究顯示,皮凱提對美國貧富差距不僅沒有誇張,反而是遠遠低估。連和《金融時報》同屬一家公司、以支持市場經濟著稱的《經濟學人》也發表文章指出:儘管皮凱提的數據處理有種種技術性的爭議,但根本沒有學術上做手腳之嫌疑。ChrisGiles對Piketty分析結果的修正,即使成立,也和Piketty的原初結論大同小異,區別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上談不上修正。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說,即使ChrisGiles的指責完全成立,也很難抹殺皮凱提的意義,即對正統的市場理論的顛覆。在皮凱提看來,經濟學還遠遠構不成一門科學,經濟學所揭示的東西都還相當皮毛。他對美國人對經濟學家的崇拜感到頗為不齒,乃至20歲拿到MIT的教職後很快放棄,回到了巴黎。他聲稱,美國的經濟學家被捧得忘乎所以,其實都是在幹很無聊的事情。在歐洲,經濟學家沒有這麼高的地位,反而能放下身段研究真實的問題。

庫茲涅茨對美國35年數據分析的結論,馬上被神話為「經濟規律」。皮凱提實際上是把庫茲涅茨的方法發揮到極致,把數據分析的覆蓋範圍最大化。但他從不聲稱自己找到了什麼「經濟規律」。他最基本的結論是:從我們已知的市場經濟的歷史經驗上看,所謂市場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經濟規律」缺乏證據;我們能夠找到的證據恰恰相反,揭示了對貧富分化的有效調節大多要歸功於政治過程。

皮凱提只是要求大家忘掉「經濟規律」而回歸常識,回歸經驗事實:資本主義既非一定要被埋葬的罪惡制度,也非皆大歡喜的「童話」。市場競爭依然是現代經濟的主流。但這不意味著對市場必須一味放任。相反,當市場競爭偏離了我們的社會理想時,就必須通過其他手段對之進行修正。

*作者為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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