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中共控制的《求是》雜誌發表一篇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的講話，標題為《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在講話中，習近平一開始便稱，「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生後，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新華社1月7日當日發出一則標題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習近平主持》的新聞稿 ，但全篇報道未見有關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內容。所以對習近平所言，外界不得而知。
圍繞那段時間武漢乃至中國針對疫情發生的什麼，目前也是眾說紛紜。 但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這個國家錯過最佳防控時機。
隨著春運的開始，病毒從武漢擴散到全中國，無一個省倖免；而在武漢， 這座千萬人口的城市裏，慘劇幾乎每天上演：一位導演絶戶；一個孩子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相繼死去獨自一人去民政局報到；一個孩子跟在靈車後面哭喊著要媽媽；一個孩子活活餓死在春節；一個婦女在陽台上敲鼓瘋狂喊救命……截止到3月2日24時，全國確診病例超過80000例，死亡3000多例。
災難過後，到底是誰該為這場災難負責？我們有沒有可能避免這場災難？體制上，我們又該有哪些反思呢？ 帶著這些問題，筆者採訪了史丹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周雪光長期致力於研究中國國家治理以及中國社會權力組織，在其著作《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中，他曾指出：「中國國家治理的一個深刻矛盾是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集中表現在中央管轄權與地方治理權之間的緊張和不兼容。」
.@Stanford sociologist and APARC faculty Xueguang Zhou explains why the #coronavirus crisis is a classic case study of the systemic tensions he se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https://t.co/IG0bo5WaD4 pic.twitter.com/XeSVDscry4
— Shorenstein APARC (@StanfordSAPARC) February 6, 2020
我看到有一個評論評價這次武漢疫情：舉國致之，舉國制 （治?）之。你是如何看這次疫情的？它是不是本來可以做得更好，但卻沒有，是不是和舉國體制有關係？
肺炎疫情的發展過程，確實暴露出體制上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宏觀層次上反省這些問題，更好地改進應對危機的組織過程。
中國的舉國體制是以官僚體制為組織基礎的。這裏所說的官僚體制是一個中性概念，就是指層級分明的組織制度，中國和其他各國包括西方的政府都是類似的組織體制。所有的官僚體制都有一些共性的特點，如等級制度、包括上傳下達、匯報請示的規定，信息傳遞渠道等等。這些方面都會產生一些問題，這是官僚體制的共性問題，文獻中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就談談中國官僚體制這些年來的一些新趨勢。
第一，官僚體制變得越來越剛性。所謂剛性，就是說在強大政治壓力下，規章制度、條條框框越來越多；體現在行為上，就是官員變得越來越謹小慎微，凡事要請示匯報，自主能動性比以前有了很大約束。大家談到的形式主義、痕跡主義就是這個趨勢的行為體現。這些年來體制越來越剛性，政府官員在判斷和決策上的約束和顧慮重重，這是大環境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對疫情的判斷，信息怎麼樣去理解，怎麼做決定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這個環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