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琴（屏東市人，現居台南市，其夫葉秋木，屏東議會副議長，二二八受難者），採訪時間：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採訪地點：台南市葉餘香宅；口述語言：福佬話。
我叫郭一琴，民國前四年生，今年（書中口述的今年皆指採訪當年）已經八十八歲。
「一琴」的由來
我祖父少年時，帶伊的老母從大陸來台灣，伊是當時的進士。阮老爸在伊三、四歲時就開始讀冊，冊都這麼大本，阮老爸就一直「唸」冊，古早，冊都嘛用唸的。阮爸爸在伊十二歲時就中秀才，十三歲上榜林，可以去考舉，阮老爸考舉考一冬（一年），寫的文章還是囝仔文，就無考中，再過去，第二年，日本人就來了，變成日本時代，後來阮老爸就去讀日本學校，畢業以後，就去考普通文官，一考就考上。彼時陣我剛出世，所以阮老爸就叫我「一琴」，就是講伊做官要真清廉。古早有一個人做官真清廉，伊要「老」（死）的時，只剩下一個琴和一隻鶴，所以我的名叫郭一琴，乳名叫友鶴。真的，阮老爸做官有夠清廉，伊一考上文官就被派去「阿猴廳」（現今的屏東）做秘書兼通譯，彼時，屏東無高屏大橋，都要坐竹排過溪，水隆隆的，後來才有火車，就比較安全。
我七、八歲就去「阿猴」公學校讀冊，彼時陣，屏東叫「阿猴」。彼時陣和阮老爸，大家生活作伙，感覺真好。我公學校畢業以後，就去讀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那都是日本人在讀的學校，我是用考試，考進去的。彼時，第一高女不好考，一方面要看家庭，另一方面也要靠實力，我去讀高女是因為我自己要讀冊的，不是因為家庭逼的，我真愛讀冊，也不想輸人，就去考高女。
阮厝的人都真重視教育，我有一個兄哥、三個小弟和一個大姐，除了一個小弟小時就無去（天折）以外，我所有的兄哥和小弟都是醫生，都在屏東開醫生館。我高女讀四冬畢業以後，就去大官公學校教冊，彼時我教一年級、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什麼都要教，在大官教二年以後，我就轉去黑金公學校再教一年的冊，訂婚以後就辭去工作。
夫妻感情好
我跟阮先生是媒人介紹結婚的。伊的家庭和阮父母有熟，媒人一來講親，阮厝就講好。阮先生在公學校高我一屆，在公學校時，我看過伊，但是未曾講過話。伊來阮厝找阮小弟，彼時伊穿台南二中的制服，看過去很帥。後來媒人來講親，人來講就好，阮父母也鼓勵我接受這門親事。訂婚以後，阮也未曾講過話，古早人都照古早禮，雖然是這樣，要嫁給伊之前，我也不會覺得驚驚的，伊的家庭也是很好的家庭，厝內有一間南部第一家的運送店，我想伊的家庭不錯，阮父母跟伊的父母也很熟識，所以我就跟伊結婚，阮是在日本神社結婚，彼時我戴白紗。
阮結婚以後就跟伊全家住作伙，我要照顧「大倌」（公公）、「大家」（婆婆）和三、四個小叔，一家很多人，要煮飯、做厝內的代誌，做得我要無頭去了；未結婚之前，我在厝未曾做過家事。一直到我生產以後，要一心照顧囝仔，才請佣人幫忙做家事。我有四個囝仔，老大和老二是查甫，老三和小的才是查某，我和阮先生會帶囝仔出去看電影，出去外面走走。
阮二人感情真好，伊真疼某子（妻和子），不會有外遇，彼個時代真多查甫人都在外面有查某。伊會買好吃的物件和水（漂亮）衫給我；有一次，伊看到台南有一間皮很好的鞋店，就專程帶我從屏東去台南做鞋。我二十七歲才結婚，在彼當時算是真慢才結婚，我是因為較慢才去讀高女，所以較慢嫁。二二八發生時，我還未滿四十歲，阮結婚才十幾冬。落後人家嫁，但是早先人家無尪啦！
二二八從台北傳染到屏東
二二八是從台北傳來的，像傳染病一樣。阮先生彼時是屏東市副議長，因為當時議長破病，所以阮先生就要出來照顧社會；像有的打架受傷的，阮先生就帶去給阮兄哥敷藥。伊都在外面無閒，我對當時外面的情形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伊有帶市長藏在屏東飛機場，市長是外省人。後來大軍（指國民黨軍隊）來屏東以後，議長去歡迎市長，從機場出來，過無幾天，阮先生走在路上，就被憲兵帶去憲兵隊。伊一被抓去後，馬上就有人來阮厝講，阮小叔就提飯去給伊吃，我彼時要照顧囝仔，無閒可去，彼時我的囝仔，老大才九歲，一個七歲，一個五歲，另外還有一個在肚腹內三個月。
阮先生被抓去以後，大概是過二、三日，我聽到外面有喇叭聲，嗒嗒，嗒嗒，我出來看，看到阮先生頭毛（頭髮）黑金金，伊也知道轉頭來看一下，但是我不知道伊是否有看到我。當時伊被插一支旗，上面寫罪魁，伊就是這樣被定罪，要遊街槍殺示眾，讓眾人來看；當時看的人很多，我一看這樣的情形，馬上就整個人不知人去了。
阮先生是在屏東市的三角公園，也就是現在的第一銀行對面的台灣銀行門口被槍殺。伊要被槍殺時，憲兵有來叫我去看，他們要在我面前把伊打死，但是大家反對，我也無去。阮厝離伊被槍殺的所在真遠，我有聽到幾聲槍聲，呼！呼！但是無看到情形。
阮先生是透早就被槍殺，伊死以後，憲兵也不讓阮收屍，我本來是要去公園為伊守靈，但是一個做國代的朋友就跟我講：「大家都驚死，跑跑去了，你一個人怎麼去守靈？」結果，阮只好一直等到第二天，憲兵來通知了，才買棺材去收屍。阮去收屍時，伊目睏閉著，躺直直的在地上，我無看到伊是被打在哪裡，嗚……，伊穿西裝，我連幫伊換衫都不敢，嗚嗚……（郭女士談及此，不禁悲從中來），彼時我大腹肚（懷孕三個月），穿麻衣，走路送伊，我的囝仔是坐車送伊，我走路走到陸橋下，才想，我若再走路，若跟不上大家，迷路去，就費事了，後來我才坐上車送伊。
阮先生被槍殺，大概過四、五天以後，議會來一張判決書，講阮先生判決無罪。無罪，人已經死去了。當時一無罪，應該就要馬上補償咱們，他們彼時若補償咱們，阮就不會慘到那樣。到現在，我昨天才看到報紙，寫講單親的母親需要社會的人來照顧。彼時伊被劫去，我就變成單親的母親，只有一直想要顧囝仔，看囝仔能不能和其他人的囝仔一樣，我彼時不知道單親的母親這麼難做；自己又要賺一點錢給這些囝仔吃，又想要看能不能教得有夠行。我的兄弟都很行，我也希望把我的囝仔教得真行，結果阮的囝仔因為考試考不上，就逐漸壞去。我當時不知道單親的母親這麼難做，咱們社會到現在才在喊單親母親需要大家的照顧，彼時陣阮先生人一去，我就變成單親的母親，我自己都無法顧得來一切。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噶瑪蘭二二八》，本文選自《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2020增訂版，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