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嚴選:打字機情書與暮年的白玫瑰 —— 讀馬奎斯《霍亂時期的愛情》

2014-04-18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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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寂的馬奎斯。

百年孤寂的馬奎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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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閱讀中掩去作者的姓名背景,我也將毫不懷疑地斷定,這本充滿遲暮感傷的書,出自一位老者。不過在此之前,我已獲得了關於此書的初步印象:它完成於1985年,當時57歲的馬奎斯,於四年前得到諾貝爾獎,正享有著與日俱增的世界性榮耀。

作為無愧于“大師”稱謂的少數作家之一,馬奎斯給予我的閱讀經驗,與“溫情”“感動”毫不相關,他習慣於以一個平靜從容的手勢,把溫情撕裂給人看,無論何時,他都顯得無比優雅。

典型如發表於1961年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當時,哥倫比亞流行著所謂的“暴力文學”, 馬奎斯謹慎地與之保持距離,一心專注於那個幾乎貫穿他所有作品的主題:孤獨。《上校》中的孤獨感,始終被處理得綿延粘稠、不緊不慢:給一隻始終捨不得賣掉的鬥雞買玉米、在清晨用小刀刮下混了鐵鏽的咖啡末、沒完沒了的雨季和因此而引起的便秘……是內斂的語言和不厭其煩的細節,推進著這個令人絕望的故事。

又如受爭議頗多的《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還有誰能把一場兇殺案刻畫得如此缺乏高潮呢?確切說,馬奎斯在此設計的環形結構,使得高潮成為不可能。小說始終處於一個平緩的坡度之中,故事的輪廓是用細節從各個角度和方向填出來的。一方面,整篇作品的敘述流波瀾不驚,另一方面,每個角落都有不安的小騷動,於不事聲張處,給人以巨大的震驚。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馬奎斯。儘管他謙虛地說,《霍亂時期的愛情》不過是個“老式的幸福的愛情故事”,儘管人們由於“動人”“傷感”等理由向我推介此書,我固執的閱讀期待都沒有被改變。我甚至懷疑,作為一位主張“介入”,聲稱自己一生中的所有行為都是政治行為的作家,馬奎斯筆下的愛情,會不會是一個別有企圖的政治托詞。

是的,我們很難想像,會在何處遭遇“純粹”的愛情。愛情,它可能關乎權力政治(米蘭·昆德拉),倫理社會(阿爾莫多瓦),關乎神(伯格曼)、受難與救贖(杜斯托也夫斯基),或者,僅僅成為文本遊戲的一個道具(羅蘭·巴特)。“純粹”這樣的詞,在一個複雜而繚亂的時代,只能萎縮進關於形而上學的大學講義。

而在日常言說和文字表意中,詞本身被割裂,詞和詞背後的互相指涉,則越來越混亂、越來越牽扯不清。這與現代人追求新奇的審美標準互為因果。也是為什麼很多現實主義之後的大藝術家,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弄得迂迴曲折、寓意深遠。當視而不見成為習慣時,人類關注外部世界甚於內部世界,或者討論內在,最終只是為了將其轉換為外在的、可言說的理論語言。

人們對待“愛情”的態度,就是由此引申出的表現之一:在嚴肅文藝中,愛情成為蕾絲花邊,能被隨意鑲嵌在哪個宏大敘事之上;在商業文化中,它又成為媚俗、煽情、有利可圖的上好佐料。可以說,是忽視和占用,同時敗壞著愛情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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