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教育改革觀點是一種單向的理解，把學生的所謂行為偏差當作心理問題，因此，只要從事心靈改造即可。就負面的詮釋來看，不管是經濟式、還是文化般的複製理論，雖然有一針見血的病理分析，表面上看來相當基進，特別是點出課程的政治底層，卻是充滿命定而悲觀的宣判，不能提出積極的行動指導。正面的見解必須等待抵制理論的出現，先是允許我們抗拒鑲嵌隱藏在課程或是教科書中霸權的可能性，進而要求教師在教學上超越抵制的階段，還必須每天力行對於社會改造的關懷（Pinar& Bowers, 1992: 174）。
不過，在透過集體行動來進行改革的過程，即使強調對話及賦權，卻必須小心防範教師的優越性，也就是所謂的「解放權威」（emancipatory authority），無形中又重蹈傳統教育的父權覆轍（Pinar& Bowers, 1992: 178-79）。同樣地，我們也必須小心，教師或是學者在傳遞高度抽象的批判教學概念之際，萬一他們的思維、或是論述方式又來自特定的階層、性別、或是族群，天生的盲點很可能跟一般人的日常信念、價值、或是作法格格不入，激發效果勢必有所侷限（pp. 182-83）。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