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改革刺激大革命的爆發。不過，跟常人想像的有些不一樣的是，革命並不會發生在經濟蕭條時期。實際上，革命前是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政府為了促進公共繁榮，鋪設社會保障網路，實施公共工程，這樣與政府有金錢關係的人數驚人的增長，這也激發了他們投機的欲望。但是，因為政府向來財政管理不善，此時由於國家財產與私人財產混合得如此緊密，以至於原來的公共劣跡此時成為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
但是，隨著繁榮變成泡沫，民心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人們對這些問題比以前敏感得多，體制內外的人士都公開討論政治弊端。執政者屢屢聲稱要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卻任意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改革只是起到了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那些與政府關係最密切的、最熱愛現存政府的工商業者也最堅決地急於改革。總之，對一切舊體制的仇恨在增長。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會將它猛烈的拋棄。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國民明顯地走向革命。
上面的場景說的並不是中國，而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體制與大革命》中描述的大革命前夕的法國。這個似曾相識的場景與今日的中國類似嗎？極其類似。法國發生革命了嗎？的確發生了。一場革命正在來到中國的路上嗎？ 我以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可避免，那它應該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歷史上的革命類型說起。 革命有兩種性質上截然不同的類型：一類是英國的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的現實主義革命，另一類是法國大革命式的烏托邦革命。表面上看，英美革命與法國革命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是民主革命，都聲稱追求「自由」與「平等」。但這兩類革命之間的差別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相同之處。
以美國為例，美國革命的領袖們認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對政府來說也是更容易實現的目標，不像後者那樣，只有通過對社會加以全面徹底地改造才能實現。此外，即使對平等的強調也只是指權利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國革命中，對平等、自由和正義的追求則是靠斷頭臺的刀刃來實現的。正如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家李普曼所斷言的，這樣的烏托邦革命，越是試圖去建立一個人間天堂，結果卻越是把地球變得更像地獄。
在美國革命家們眼中，政治追求與價值的實現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數人的「公意」。所以，他們把民選政府置於共和的、憲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單純的「多數決定」來治國。勝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穩定、遠見、審慎、公平。所以，這種政府既紮根在民意之中，又與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在法國雅各布賓派這些烏托邦革命家的想像中，惡的根源在社會結構之中，只要消滅了這些制度結構及其階級化身，罪惡就會消失，美德就會盛行。現實主義革命家認為，人類惡的根源在於自我，推翻惡的制度並不能保證有一個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國革命既是一場自由的革命，因為它為當地民眾爭取到了實實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場保守自由的現實主義革命，因為這場革命沒有觸及革命前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風尚，沒有試圖將社會與（從英國繼承來的）傳統徹底打碎後再進行全盤性的改造。其精神與光榮革命是一致的，與法國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國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卻譴責法國國民議會的專橫。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邊，是因為他反對英王所擁有的「專橫的權力」。柏克和托克維爾都贊成前一種革命，反對後一種革命。
柏克反對法國雅各布賓派及其領導的大革命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他發現，雅各布賓派在對其同胞及法蘭西傳統中行使「專橫的權力」。他指責法國的革命家們摧毀被其視為惡之來源的家庭、教區、地方社區、行會、社會等級、教會等這樣的仲介結構，因為高度集權的政府毀掉了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上述「緩衝區」。在柏克看來，傳統對於社會秩序與自由是至關重要的，而摧毀上述舊制度並不能真的除掉惡的源泉，卻給人們帶來白色恐怖。他也沒有認為傳統是盡善盡美的，只是認為全盤取代傳統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他敏銳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滅了舊制度，本由舊制度所承擔的社會凝聚職能只好由軍隊和暴力來執行。用暴力來製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濫用，侵犯人的自由。1790年以後在法國和其它走法國革命道路的國家所發生的事件，一再證明了柏克在1790年作出的預測。
柏克的睿智在於他在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就預見到了其慘烈的後果。柏克甚至認為，法國革命所具有的神秘性會使這種烏托邦革命不斷蔓延、傳染到亞洲和非洲。雖然後來的事實不出柏克所料，但是，作為一位賢德之士，對政治災難的先見之明卻使他因為自己的卓見而更加感到歎惋和悲哀。
法國革命是人類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後的事情。這場革命企圖按照理性主義的原理對社會進行全盤徹底的改造。在法國，雅各布賓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專橫代替自由，以人民的名義實行極權和專制。雅各布賓主義的目標是在以「公意」象徵的、全新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約束的權力。雅各布賓派把法國大革命變成對傳統及道德的征服。他們以為，通過對群眾進行說服和教育，必要時可以借助強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從而就能實現對市民、知識份子、農民以及對社會的徹底改造。這樣的革命企圖通過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來鍛造一代代「無私的」、「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只要這些目的一日沒有達到，革命就沒有完成。在實踐中，這樣的革命是以平等名義的平均，以自由名義的放縱，以人民名義的專政。
柏克和托克維爾認為，人類社會中的罪惡來源於人類自身，革命的目的在於找到必要的制度途徑來約束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本性中潛在的惡，在於找到一種個人能夠享受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現實主義革命家們認為，推翻萬惡的舊制度並不能保證必然造就一個更好的新制度。既然惡的來源不在要被推翻的制度和代表這些制度的個人身上，那麼，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存在能夠杜絕一切罪惡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只要在自由權和財產權沒有得到落實、在人的尊嚴與價值得不到尊重與保護的地方，就存在現實主義革命的必要性。但這種革命在手段上完全不同於烏托邦。從歷史上看，它可以是英國的「光榮革命」，可以是1974年發生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也可以是1989年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還可以是近年來發生在中東的阿拉伯之春。
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徹底的革命，對社會的健康肌體觸動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輕的革命，傷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帶來個人自由與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壞的革命是最徹底的革命，把整個社會與道德秩序徹底摧毀的革命，最暴力的革命、奪命最多的革命、帶來專政與集權的革命。
如果說20世紀的中國發生的是一場烏托邦革命，那麼21世紀的中國則需要一場現實主義的憲政革命。面對中國可能出現的變局，應該將暴力最小化，避免將整個社會推倒重來。革命的權利永遠不能放棄，但是絕不是要翻天覆地。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就把它轉化成隻影響到政體層面的憲政革命，從而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