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期間，軍隊的組成變得更極端，部隊的社會階級和政治立場與社會大眾嚴重脫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顯示（原文），如今只有4.6%的士兵是大專畢業生；其在全人口中的比例則為29.5%。士兵中有41%屬於少數族群，是民間社會的兩倍。軍人的黨籍也與社會大眾相反，較多認同共和黨。六成的人從軍是為了教育福利，這顯示他們來自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同時，愈來愈少的政府官員（總統、部長）與國會議員有當兵的經驗，但他們卻仍然負責重要的國防政策（而且似乎也很樂意刪減職業軍人的退休福利）。
在這樣的情境下，軍隊與社會的關係更加疏離，加強了四十年前就存在的互相不信任。民間對軍人保持冷漠的態度；軍人看不起民間要求權利卻不願犧牲的「自私文化」。雖然民眾中有91%的人宣稱他們為美國軍人感到驕傲、也有84%的人認為美國軍隊對國家有貢獻，但不到一半的民眾表示他們會建議年輕人從軍，而且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對進行十多年的戰爭表示關心。雖然83%的民眾認為軍人與其家庭為社會作出極大的犧牲，可是只有26%認為軍人比一般平民多付出的犧牲是不公平的，其餘七成認為從軍本來就應如此。另一方面，則有六成的軍人認為他們比社會大眾還要愛國，而且84%的軍人認為社會不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及困難。
退休上將，麥可•馬倫（Michael Mullen），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2011年在西點軍校的畢業典禮演講，討論軍人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他提醒畢業生，他們雖然是軍人，但也是公民，而且公民身份先於軍人的身份。在美國的民主憲法下，人民決定軍隊的走向。人民是國家最高的權力；軍隊必須服從人民的決定。然而，他接著說：「可是，我擔心他們不認識我們。我擔心他們不了解我們沉重的負擔、或我們在戰場上付出的代價。這很重要，因為當人民不了解他們要求軍人所做的忍耐或犧牲，他們也不可能完全履行、落實憲法所給予的責任。」(原文)
這四十年美國的軍隊演變成為一個更加獨立的機構，愈來愈和社會脫節。當時從徵兵至募兵的「改革」，忽略了國防、軍人和民主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
其實，美國連經濟效應也評估錯誤。當初推動募兵制的官方理由之一是效率。他們錯以為不需每年重複訓練新兵，職業軍人的作戰能力也應該更高，所以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創造更強的軍隊。著名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1966年保證：「職業軍隊的成本絕對低於徵兵制的軍隊。」結果，招兵成本和職業士兵要求的待遇都遠遠高過預期。美國軍隊發現，不是宣布募兵制就會有年輕人自動上門報到；急需的全職招兵隊伍，也是昂貴的行銷人才。同時，為了吸引新兵，不只薪資需要調高，軍隊還需提供其他福利、並調整工作性質。之前徵兵時代一起分擔的雜事，開始需要外包給承包商，包括伙食、打掃、甚至軍營的保全及後勤。根據統計，現在被派到戰區的每一名士兵的總成本高達每年五十萬至一百萬美元。台灣募兵化現在所碰到的「招兵不易」，其實應在預料之中。往後會增加的其他巨大花費，仍然沒有被仔細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