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軍人是否能帶來作戰能力的提升，答案也不明顯。退休陸軍上校安德魯．巴塞維表示，陸軍作戰的基本技能畢竟不是「火箭科學」，一般人其實一兩年就可以很熟練，根本不需要職業化。美軍1993年在索馬里亞的痛苦經驗是一個例子。公認為世界最先進的特種部隊，享有最職業化的訓練及最新的武器，卻慘敗在一個非洲小軍閥和他的民兵手上。美軍屍體在摩加迪休街上被暴民展示的驚人畫面，是美國人永遠忘不了的。這個事件後來被拍成電影：《黑鷹計劃》（Black Hawk Down），於2001年上映。
我們的國防走向
台灣其實沒有資源支撐一支具有足夠阻嚇力的龐大職業軍隊。而就算我們有這個本事，從以色列、新加坡和美國的經驗看來，那也不見得是最好的選擇。
台灣教育界近年對芬蘭模式非常著迷。可是芬蘭的軍事制度卻為我們忽略。芬蘭的人口只有五百萬，它的鄰居則是強大的俄國。芬蘭的國防依賴的是義務役及後備軍人。瑞士的國防軍也是由義務役及平民後備軍人組成，職業軍人只占5%。他們積極參與國際維持和平行動。瑞士身為中立國，沒有任何國防的威脅，而且將近兩百年從未參與國際戰爭，但仍然重視義務役的社會價值。瑞士人民在1989年、2001年和2013年的三次公民投票，都堅決反對廢除義務役；今年九月的公投，73%的選民選擇保留義務役及後備軍制度。瑞士人認為從軍的共同經驗及責任是社會的「黏合劑」，應當加以珍惜。
在台灣，我們都同意軍隊的文化需要改善、過時的制度必須改革。可是，我們必須回答：到底要把軍隊進一步地和社會隔離及邊緣化，還是讓軍隊和民間社會做徹底的結合？何者才是我們需要的？
民主國家需要公民組成的軍隊。當全民都是軍人，政府才有社會壓力、對軍人負責。當軍事任務依賴家家戶戶的後備士兵來執行，軍隊不可能違反民意、也不會做出對不起社會的事。更重要的是，當每個公民為了集體的理想及目標做出共同的犧牲，健全的社會意識才會開始形成。
如果我們堅持廢除義務役，政府最起碼的責任是改善軍隊制度，還給軍人他們應得的尊敬。這不是靠調整薪資、或提供單人冷氣宿舍就可以達成。如果我們堅持廢除義務役，我們也要承認這代表社會的集體決定：讓少數人替我們做自己不願意的犧牲。可是這種制度顯示我們是什麼樣的社會？這種制度真的符合一個以志工文化為傲的國家嗎？
是否有另一個選擇？
我們是否能想像：一群不同背景的青年，到了十八歲就同時開始一或兩年的義務役。這個共同的責任絕對不分階級、學歷或專業能力；無論體重、視力或雙重國籍；它與單親家庭或是否為獨子也毫無關係；在現代社會，這個公民義務也許甚至不分男女。除了軍訓，這群青年們巡邏國家公園，保護林地。或許他們守護河川、監督污染。或許他們接到其他任務，迫使他們發揮應變能力、解決部隊或社會的某些實際困難。這些青年退伍後納入同一個後備單位；有的選擇繼續唸書，有的直接進入職場打拼。想像這群隊友，有人成為老師或醫生，有人當廚師或司機，也有人是公司董事長。雖然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到三十多歲還是定期回到同一個部隊受訓，一起生活，甚至一起出任務、協助救災。這些不同背景的人一起成長，為共同的家園付出；也培養對不同行業、不同階層同胞的理解和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