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民主化之後，人民勇於表示意見、對權威抱持反感的態度，甚至熱衷於向國家元首丟擲鞋子。台灣的軍隊文化如果也能反映我們的社會價值，洪仲丘事件或許不致於發生，上千萬男性公民在部隊裡的經驗也會完全不同。我們的制度如果也重視問責及信任，如今推動的國防改革或許會以不同形式呈現。以色列的確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參考：軍隊必要的權威和服從，事實上可以和民主文化結合。希望洪仲丘事件對軍隊的影響，不是紀律的鬆弛，而是以民主文化來強化軍隊的紀律。
新加坡獨立時也認識到以色列軍隊的獨特性。1965年新加坡遭馬來西亞驅逐，被迫在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個龐大回教國之間，建立一個華人的小國家。首任總理李光耀當時就請以色列協助他們建立國軍。今天的「新加坡武裝部隊」雖然文化不同，仍有許多與以色列國防軍相似的地方。
新加坡的學習
新加坡雖然從未受軍事威脅，他們卻堅信一個有效的軍隊是國家安全及和平的基礎。同時他們知道一個僅有百萬人口的小國要建立龐大的軍隊，以軍事優勢去抵制周圍的國家並不實際。他們清楚國防軍的目的，不是要對他國宣戰，也不是在戰場上贏得正規作戰。他們的目標是以足夠的軍事實力，阻嚇別國侵略的誘惑。李光耀將這個原則取名為「毒蝦」戰略：讓周圍的大魚吃不下口。
一個龐大的職業軍隊是新加坡承擔不起的，但「毒蝦」策略仍需要足夠的實力才有阻嚇效用。如果敵人有可能透過集中攻擊、迅速地摧毀國防軍的防衛能力，這條蝦子其實沒有毒性。因此，靠公民組成國防軍是唯一的答案。五百萬人口的新加坡，今天現役人數7萬（包括4萬義務役青年），後備役人數約31萬。後備軍每年回軍隊受訓，熟悉最新的技術、裝備及系統，四十歲才除役（後備軍官要服務到五十歲）。當每個「公民士兵」都有基本作戰能力，「毒蝦」才有可信度。新加坡還發現公民軍隊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就是靈活性：軍隊人數可以透過調整後備軍人服務天數而隨時擴增或縮小，也不會為因此導致民間社會提供或吸收人力的壓力。
新加坡的國防預算也像在投資。他們保持穩定的預算，約GDP的3-6%（台灣今年已減至GDP的2.1%），有時甚至高達國家總預算的30%，而其中一半屬於研發性質。研發項目需要多年才看得到收獲，所以一旦有穩定的經費，國防部才可能做長期的策劃與投資。如果資金不穩定，好的人才也不會選擇在相關部門發展。新加坡在1970年代就設立Defense Sciences Organization （後來改名DSO National Laboratories；網站），為國防研發中心。“DSO”有十一個部門，包括導向系統（研究無人駕駛的科技）、感應科技（研究雷達、音波、等等）。國防部也有科技局（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網站），籌劃國防科技、相關採購及科技的研發，負責協調不同領域的國防研發項目，例如機器人系統的研究。我們可以想像這種規模的長期投資，對民間科技創新的正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