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艘賊船上心力交瘁,你的煩惱我懂:《總統俱樂部》選摘(2)

2020-01-26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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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說,每個人過去的所有經驗,都無法幫你成為一個好總統,這也正是總統俱樂部存在的原因,因為除了前任總統,沒人知道身為總統是怎麼一回事。(資料照,AP)

前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說,每個人過去的所有經驗,都無法幫你成為一個好總統,這也正是總統俱樂部存在的原因,因為除了前任總統,沒人知道身為總統是怎麼一回事。(資料照,AP)

「你人生中過去的所有經驗,都不可能幫你做一個好總統做好準備。」約翰‧甘迺迪在入主白宮兩年後承認。沒有可信賴的忠告,也沒有任何使用手冊,因為每一位總統一上任就立志要推動歷史進入新的一頁。甘迺迪迫不及待的要掃除艾森豪的軍事管理作風,代之以一個較靈活、較有行動力的文化。「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彷彿與歷史一起向前邁進,」甘迺迪的顧問克利佛德(Clark Clifford)如此說。福特採行的「激進的平常狀態」(radical normalcy)——他的太太甚至討論她的乳房切除——旨在盡可能地讓美國百姓知道,尼克森帶來的黑暗時代已經結束。柯林頓要證明他不是第二個卡特;小布希窮一切可能不要成為柯林頓;歐巴馬則是不要成為柯林頓或小布希二人中的任何一個。每一位總統都必須學著知道他們必須學的還有多少,但最終,他們全部發現他們自己仍得求助於他人。「當你第一次聽取每日例行的情報簡報,你與前人的聯結就產生了,」老布希說。「當我們決定要競選總統時,我們都知道這份工作有多麼沉重,至少我們認為我們知道。但要直到你第一次聽取簡報,才可能完全搞懂你身上的職責。」

一位曾任三位總統的顧問回憶起,他如何看著歷任才氣縱橫、自信滿滿的人一步步逐漸瞭解自己究竟陷入什麼處境的過程。「當你進入狀況時,你會發現沒有一件事是如你想像的那樣,或如你相信的那樣,或如你被告知的那樣,」他說,「它比你想像的更複雜。你的第一個反應是:我上了賊船。第二個反應是:我必須換個角度來思考。第三個則是:或許他們才是對的。沒過多久,他們就得問:我究竟能與誰討論它?」

艾森豪曾說,一位總統面對的艱鉅挑戰簡直要人「心力交瘁……總統的孤獨,有時候,可以與在無情的戰場上、處於煙硝四散、砲聲隆隆、死亡迫在眉睫之中的士兵的無助相比擬。這個人必須本於職責,謹慎的、從容的、虔誠的審視每一次爭論、每一個計劃、每一個預報、每一個選擇方案、每一個他行動後帶來的結果,然後,獨自一人做出決策。」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與年輕時的老布希,拍攝年份不詳。(wikipedia/Public Domain)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與年輕時的老布希。(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孤家寡人,舉目無親,因為剛好在一位新總統需要支援的時候,他所能信任的圈子就萎縮了。大概除了家人至親,沒人會再用一樣的態度對待他們;除了前任總統,沒人知道身為總統是怎麼一回事。「阿諛獻媚之徒將佇立在雨中七天只為見你一面,並捧著你像國王一般,」眾議院議長雷朋(Sam Rayburn)在杜魯門上任時如此警告他。「他們會悄悄溜近你身邊,告訴你你是當今最偉大的人。但你我皆知你不是。」總統口中說出的每個字每句話,即使是對他的親信說的,都會被放大解讀、多方揣測、奉行不渝,就算總統只是問了一個問題,也會被當作是一項決策。所以他得自我訓練:不會有無益的、無聊的、沒有根據的評論,不會從眾思考,然後戒心也與日俱增,他要憂慮的是人們只告訴他他們認為他想要聽的話。甘迺迪總統曾說,「總統一職並不是能結交新朋友的好身分。」他和他的兄弟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美國人經常以巴比〔Bobby〕稱之)曾想像他們有天要寫出一本書,名為《總統的毒藥》。

但這個毒藥不是他們能公開談論的,你怎麼可能抱怨你一路過關斬將終於贏來的重責大任呢?湯馬斯.傑佛遜(Thomas Jafferson,第三任總統)稱總統一職為「華麗的不幸」(a splendid misery)。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都是艱難的選擇與高度的風險:簡單容易的決策永遠不會放在總統辦公桌上的。當艾森豪被批評打太多高爾夫球的時候,跟他一向不合的杜魯門卻為他說話:「我確信總統的工作一路跟著總統到了高爾夫球場上……以及他將要去的任何地方。」[16]但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因為他們都上場拚搏過,而不只是站在邊界外。假如有所謂總統俱樂部的宣言的話,那就是敢於挑戰所有只會紙上談兵的將軍及自命不凡的權威專家的老羅斯福總統的那句話:「批評家不值一哂,在英雄倒下後指指點點的也非好漢。榮譽屬於真正在競技場上的鬥士,他的臉被汙水、塵土及血汗所汙損;他勇猛奮戰;他犯錯,又一再地倒地……他,假如勝利,那是貨真價實的勝利;他,假如失敗,至少是奮力一搏後的失敗。」

美國第33位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當艾森豪被批評時,與他一向不合的杜魯門(見圖)卻為他說話,表示總統的工作將跟隨到其身處的任何地方。(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這也說明了一般俱樂部常有的規範,即他們(也就是總統們)是根據外人所不知情的資訊來行動與決策,並承擔後續的責任,因此他們會拒絕批評後來的繼任者。甘迺迪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告訴歷史學者大衛·赫伯特·唐納(David Herbert Donald),「沒有人有權力為任何一位總統打分數,甚至差勁的布崁南(James Buchuan,第十五任總統)也是。大家都沒有坐在總統位置上,好好看看總統桌上的信件和資訊,以及了解為什麼總統作了那個決定。」杜魯門和艾森豪在甘迺迪葬禮後一起喝了一杯,他們談論到為何沒有人能真正了解總統們為什麼做了他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我們做的決定」,杜魯門說。

「我們的確知道」,艾森豪同意。

所以,出乎大家意料,他們彼此都能交換意見:在宣布封鎖古巴的那天早上,甘迺迪打電話給艾森豪,因為它很有可能引爆一場核子戰爭。而當時只有艾森豪一個人真正知道這是什麼情形。「不論你認為你必須如此做的原因是什麼」,艾森豪告訴他,「我確定我會盡我所能的支持。」兩年後,詹森接手,他請艾森豪杜撰一個新聞故事以解釋為何他需要出現在華府,如此艾森豪就能途經白宮然後給詹森很多迫切的指導,即使只是一個週末。柯林頓也會打電話給尼克森說明他的行事曆,諸如他何時起床,何時運動,他工作有多久,只為了知道這樣做到底算不算是一個正常的總統。尼克森逝世後,柯林頓說他有如喪母:「今天我遇到了一個難題。我對與我工作的人說:『我希望我能拿起電話打給理察.尼克森,問他對於我們的計畫他有什麼想法。』」

1974年8月9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為避免聯邦眾議院彈劾,被迫辭職(AP)
柯林頓經常與其尼克森(見圖)通話,說明自己的行程細節,只為確認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總統」。(資料照,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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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無法彼此交談,他們就彼此研究。每一位總統都希望上任後能除舊布新,新人新氣象,但他們全都繼承前任的成功或失敗。「傑瑞.福特主政時的決策每天仍影響到我,」卡特說。「即使是三十年前哈利.杜魯門決定的事也每天影響我。」尼克森能告訴你他的很多前輩們的每一個細節——誰吃安眠藥,誰有長痔瘡。歐巴馬向雷根的團隊請教該如何專注於關鍵議題,而不被盤根錯節的枝蔓給糾纏住,也問了他是否有心灰意冷的時候,又要如何不被公眾發現?這些人在相同的桌子上工作,在相同的床上睡覺,在相同的鏡子前刮鬍子,在相同的後院養育他們的小孩。當他們有機會回到白宮拜訪時,他們可以看看新的屋主如何重新裝潢白宮,但他們全都知道新人不可能改造總統一職。方向是反過來的。

二○○四年小布希連任後幾個星期,他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裡,一旁的聖誕樹上盤據了一群老鷹,才剛贏得大選的他顯得輕鬆愉悅,儘管反戰聲浪不斷、經濟困頓,而他的許多政策與個人風格都備受爭議。他被問到,在做了一任總統之後,他對前輩總統的看法是否有了改變。

「我的前任?非常有趣的題目,」他回答,然後,沒有任何遲疑,「我是更加尊重他們。」

為什麼?「因為我更能體會到他們的所作所為與心路歷程了。」

那甚至包括柯林頓,他是他的第二位俱樂部之友。杜魯門曾說:「沒有任何談話比與前政敵的對話更甜美了。」一位曾為柯林頓和小布希工作過的官員說,戰爭創傷及醜聞讓這些天生的敵人化干戈為玉帛。兩人均「經歷難以置信的遭遇,都傷痕累累,所以他們都必須自問,我該如何為內心找到平靜?我才從攪肉機裡死裡逃生,或許與另一個有相同經歷的人的友誼能帶領我通往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它讓我與過去說再見,繼續向前行。它只是重拾內心平靜的一種方式。但因為我的同類太少了,我很難在別人身上發現這種平靜。」

或許吉米‧卡特形容的最貼切:「我們永遠都不開心。」

*作者簡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目前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蕭恩斯坦媒體、政治與政策研究中心」(Shorenstein Center)主任;2013 至2017 年為《時代雜誌》總編輯,同時也是該雜誌史上第一位女性執行總編輯;曾於 1993 至 2006 年間於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寫作教授。共同作者麥克‧杜菲(Michael Duffy)目前為《時代雜誌》副執行總編輯,曾於 2006 至 2007 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新聞學教授。本書選自兩人新著《總統俱樂部:從杜魯門到歐巴馬,二戰後歷任美國總統的競爭、和解與合作》(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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