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這麼講，Yellen仍似乎為了給予市場信心，而在演講中指出，若需要時利息卻卡在最低有效水平，那麼聯準會仍可透過非傳統貨幣政策給予經濟刺激，Yellen並說，許多實證研究都指出這些非傳統貨幣政策有效果。
而當Powell上任，由一開始對這個根本無法準確計算的中性實質利率採取保留態度，到公開演講時直接說低落的中性利率是新常態，變化不可謂不大。但Powell仍沒有強調人口老化的問題，而是在2019年的公開演講中指出，為了應對低中性利率的新常態，聯準會「正首度將所有的貨幣策略、政策工具、以及溝通方式都進行一個公開的檢視與反省，目標是透過評估每種做法之優缺點來扭轉過去聯準會有時無法達到物價成長目標值的狀況。」Powell說「這次檢視所囊括的高度公眾參與，是聯準會史上第一次，也是整個努力的核心。」
聯準會近幾屆主席們不談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或許也因為美國這方面的問題較其他先進經濟體輕微。反之，在同樣面臨低利率與低物價成長（如下圖）、而老化速度較快的歐洲，其央行前行長Draghi早在幾年前，就已明白指出，人口結構老化是歐洲經濟全體增加儲蓄意願、減少投資意願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兩項原因為趨緩的生產力增長、與許多歐洲國家在該支出時卻因高負債而需減少公共支出。而且就算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中有委員持不同意見，Draghi仍表現歐洲央行敢將利率設定為負值、持續以貨幣寬鬆對抗潛在通縮的高度決心。新上任的行長Christine Lagarde至今雖然對財政政策或氣候變遷談得比貨幣政策多，但顯然對Draghi提及的歐洲問題有所理解，也傾向延續前任的貨幣寬鬆政策。
就這樣，全球央行表現出的不計代價要對抗通縮的決心，使目前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市場預期貨幣寬鬆政策將會持續，從而也拉低了這些先進經濟體的公債收益率，有些國家，如德國十年公債，收益率甚至降到零以下。
然而，對於主要央行使用非傳統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做法，熟悉這些政策尤其是量化寬鬆的白川教授，卸任後於2014年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演講中，表示他的疑慮。白川指出，如果對經濟的負面衝擊不是暫時，也不是凱因斯學派的有效需求不足（demand deficiency），而是永久性的，使「中性實質利率在泡沫破掉後滑落並且長時間持續低迷」，則「那些非傳統貨幣政策在這樣的世界裡，相較於在中性實質利率沒有滑落的世界，將幾乎沒有效果。」這是因為，非傳統貨幣政策之所以能夠刺激現時經濟，只是因將未來的潛在成長挪移到了現時，但當未來的潛在成長已永久性地遲緩甚至停滯，往現時挪移又進一步傷害這些成長動能，隨時間過去，能移往前的經濟成長終將越來越少，政策也失去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