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對非傳統貨幣政策存疑，白川教授在今年十月底受邀首度來台灣發表的演講中，更表示「我對貨幣寬鬆的影響存疑，應該說，我對長期貨幣寬鬆的影響存疑。但一直到最近，像我這樣的人仍是少數。」反而，「大家一直過度聚焦在通貨緊縮上」，但日本經濟面對的真正問題是「要努力提升勞動人口，更重要的是提升生產力。」
簡而言之，各個先進經濟體遭遇的成長潛力瓶頸與長期通縮壓力，因為是由長期性的基本面變化，包括人口結構快速老化、與生產力成長低落造成，所以將很難透過央行的貨幣政策解除。人口結構趨勢在中短期不容易被扭轉，且將日益嚴重，因此最實際可關注的問題，就剩提高生產力一項了。
生產力有兩個層面，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與人員生產力（labor productivity）。若將人員生產力的成長率單獨拉出來看，也可看到其對人口結構老化拉低中性利率的作用有加劇效果。人員生產力成長率的衰退，使得薪資成長更加緩慢，薪資佔GDP比重滑落，各先進經濟體貧富差距不斷增高，結果是整體消費減少，壓抑物價成長，抑制中性利率。
一國的生產力會變化是自然情形，生產力降低並不代表未來不能回到高成長。但近十年來，各先進經濟體的生產力成長情況，並不樂觀。
下圖為美國勞工生產力成長的歷史趨勢，可以見到美國於金融危機後的十年，人員生產力成長趨緩，歐洲與日本的情況也差不多。而據歐洲央行的統計，美國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年成長率（五年平均）由1970年約1.3%下降至2018年約0.7%，歐元區由1970年約3.5%下降至2018年約0.9%，而日本由1990年經濟頂點時約2.8%下降至2018年0.3%。對於這個趨勢，聯準會主席Powell與歐洲央行剛卸任的行長Draghi皆數次在公開演講中提出警訊。
生產力成長不振的可能原因，包括科技創新的力道與新技術在產業中傳播的速度。前者較難客觀測量，與教育投資及人口結構都有關係。而後者，據歐洲央行最近的研究，有跡象顯示在金融危機之前就變慢了。跡象包括「對非高科技產業進行研究，採用最新技術的企業之勞工生產力與同產業中沒有採用最新技術之勞工生產力之間的差異變大」。而造成這種狀況可能的原因，是在歐洲與美國出現的「企業汰換速度顯著降低」的現象。
歐洲央行的研究並發現，歐元區企業汰換率（business churn rate）由2006年17%降至2016年16%，美國同時間由22%降至19%。許多學術界研究也有相同發現。既然企業汰換速度降低是在金融危機之前就發生，不少研究便認為，其原因可能與危機較無關係，而是屬於更長期性的，包括法規環境、人才更新技能的難易程度等，而其中，應該也與長時間的寬鬆貨幣政策脫不了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