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過統計的人都知道常態分配一詞。撇開艱深的統計理論不談，簡單說，人類社會的許多現象、行為、意見，往往都呈現近似鐘形的常態分配(參考下圖)。譬如，一國公民的身高，中等身材者約占68%，身高偏高者約有16%，身高偏矮者差不多也占了16%。常態分配的道理，早在春秋戰國時，孔子便知道了。論語，陽貨篇，｢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意思是說，大多數的人都是介於上智與下愚之間，屬於中等資質，上知(同智)，即天才與下愚(白癡也)，畢竟是少數。而中等素質者都是可以教化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裡也提到：上智下愚、先知先覺、不知不覺、後知後覺等概念，基本上也出於常態分配的概念。
正因為人類社會呈現著常態分配，因此，人類社會的制度、法律、規範、率先考慮多數人的需求，等到行有餘力了，才進一步考慮位在常態分配兩端的少數人的需求。譬如，教育制度就是以一般智商的學生設計的，絕頂聰明的學生，能夠透過自學成長、甚至跳級升學，但那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必須在教育制度中，訂定專章專責來因應。同樣的，對於某些特殊學生，國家和政府基於受教權的平等，也應該設立特殊教育的法規和制度來滿足特教生受教育的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任何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的變更，都牽涉到社會總體資源的分配問題，特別是制度和法律的變更，往往涉及公權力和公共資源的介入，需要有相對應的配套措施，也涉及到社會成本的問題，絕不是將法律條文變更，就一了百了了!
從常態分配的角度看，人類社會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異性戀，也就是說男歡女愛屬於常態，至於非屬常態的(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戀)，相對於常態的異性戀，則屬少數。這兒所謂的常態和非常態，純粹是由常態分配的角度來看，絕無歧視的意思。畢竟，LGBT不過是造物者太過匆忙，將錯誤的靈魂放置在錯誤的軀殼裡而已。
咱們的社會是不是真的很歧視同性戀者呢？
粗造地說，中國史書上不乏同性戀的紀載，許多帝王公侯也都有斷袖之癖，至於一般百姓怎麼看同性戀者，正史沒有太多的紀載。不過，京劇裡的青衣多有男扮女裝，也有女性扮演老生角色的，稗官野史和小說裡，對於皇室貴族子弟嬲戲戲子的情節，也多有著墨。比較起來，中國社會似乎對於同性戀還是相當容忍的。但是，不可否認，在我們日常的語言文字裡，對於同性戀，仍多歧視與誤解。
究竟，從甚麼時候開始，台灣的同性戀者勇敢地出櫃？甚麼時候開始，台灣社會普遍地接納同性戀者，不再用歧視的眼光來看待同性戀者？無論如何，如今，同志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的幸福和婚姻，爭取權益，毋寧是台灣社會在觀念開放上邁出了很大的一步。不過，就像前述地，社會中常態分配模型裡的少數，希圖在法律和社會制度上做出改變時，牽涉了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牽涉到了常態多數和少數的權益；只是草率地將大夥兒的法律權益拉平了，其實並沒有解決問題，甚至還可能引發新的問題。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輔大錯了嗎？ ｜ 更多文章 ）
我很好奇，國內外的學者，特別是本土的學術研究機構，是否曾經針對下列的問題做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