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三十年光景，台灣的藝文展演環境白雲蒼狗，今昔迥異。1960年代起，傳統社會表演的群眾基礎隨著工業化與城鄉人口移動，日趨解體開始此時現代藝文體系尚未建立，政府的文化管理機制，也是 1980 年代初期才展開，因此197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初期，就民俗與戲曲的角度觀察，是一段晦澀殘敗期。
1.
偶然的機會看到朋友在臉書上po出報紙型《民俗曲藝》，心頭一凜，這是我年少在文化國劇組教書時，帶著學生參與靈安社（1975）所創辦的小刊物（1979）。這些年輕小孩除了學戲、演戲，還要田野調查、編採以及發行，所有人都是義務參與。那個年代台灣戲劇教育不是「現代」就是「國劇」，沒有「地方戲劇」、「北管」、「子弟團」的概念，文化學院學生來跟風化區的老子弟團「交陪」需要勇氣。
我當初帶學生參加靈安社，單純是為了「參與觀察」的教學需要，以及個人對「靈安社」、「北管」的喜好，與彼時風起雲湧的鄉土文學運動並無關聯。擔任文化學院國劇組主任的著名戲劇與文學家俞大綱教授，很支持學生參與靈安社，在他的影響下，藝文界要角（如林懷民、蔣勳、吳美雲、黃永松、姚孟嘉、樊曼儂、林清玄等人）也都曾參與靈安社的活動，系上的講師侯啟平，研究生包括後來活躍於劇場的陳玲玲、詹惠登、林清涼等人，以及廣播名人李蝶菲、李伯章都曾來靈安社客串。在那三張報紙的年代，靈安社活動常成為各報大肆報導的藝文焦點。文化學院院長潘維和曾赴演出現場觀賞文化學生與老子弟的演出，並登台贈送施社長感謝狀，學校發行的彩色畫報《美哉中華》也曾整版報導。
文化學生在1975-1981年的六年間學了十幾齣北管戲，先後在台北、彰化、台南、羅東、蘇澳、大甲、花蓮等地公演，除了第一次由雲門舞集研究會主辦，在國立藝術館呈現（1977.2），其餘每場都是應地方要求衝州撞府，演出名目包括祝賀霞海城隍、媽祖、保生大帝聖誕以及慶祝漁民節、北迴鐵路通車典禮等等。登台演出時，靈安社老子弟擔任後場，文化學生扮演前場。
戲棚上端總是寫著「復興中華文化」之類的口號，想想這也算保命符吧！舞台上經常紅吱吱，到處貼著千元大鈔摺成扇狀的紅紙條。1970 年代全台灣能像靈安社一樣活躍的子弟團極少見，施合鄭社長年輕時是靈安社西樂隊的薩克斯風手，事業有成，很敢花錢。施社長對我們說紅紙上的賞金只是暫時寄放的，下次這些與靈安社「交陪」的軒社演戲，就要加倍奉還了。
2.
1970 年代中至 1980 年代初，在靈安社進進出出的文化學生前後加起來應有四十幾位，女多於男，其中來自丹麥的女孩安娜，金髮碧眼，身材高瘦，不論出陣舞小龍或在戲台上跑龍套，都成為觀眾注意的焦點。每個學生參與靈安社的時間不一，大約有十餘位參與時間二至四年之間，也有人隨同學來看熱鬧，並在偶然的情況下客串一個不需學太久的小角色，例如太監、副將或旗軍。 （相關報導： 「權力消失之後，你什麼都不是」國家領導人卸任後怎麼過日子？英國「前首相們」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那個年代的台灣猶是戒嚴時期，台北市也尚未廢公娼，靈安社曲館所在的歸綏街兩邊妓院林立，二十歲上下的大學生，每週定期從陽明山文化學院來到歸綏街的靈安社排練，得穿越「營業中」的紅燈戶，排練完畢已然深夜，學生再穿過春色無邊的歸綏街，體驗不同的後街人生，繼續走重慶北路到圓環夜市附近搭車到士林，再換 301 公車上陽明山，往往頂著風雨狂奔回宿舍，趕十一點的晚點名，那時間的宿舍早已沒熱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