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批參與平城改革工程的人，在平城太極殿完成後，又參加洛陽的規制工作，《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
由於在參與洛陽規制的三個人中，穆亮代表北方勳舊，且職為司空，營國之事本冬官所掌，所以兼領此職。董爵則官為將作大匠，建築是他的職務，不能不參與其事，其實洛陽新都的規制，完全出於李沖一人之手。案《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
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
因此，洛陽新都的建構當充滿河西的色彩。[1]不過，平城的明堂，圓丘，太廟等，是在蔣少游監製下完成的。而洛陽的新都雖在李沖的主持建構下，可是蔣少游、王遇等卻實際參與工作，《魏書》卷九十一〈術藝．蔣少游傳〉：
……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爵、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又《魏書》卷九十四〈閹官．王遇傳〉：
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
洛陽的規建到景明二年才告一個段落，但李沖卻卒於太和二十二年（西元498年）8月，也就是孝文帝遷都洛陽工程告一段落的前3年。李沖死後，餘下的工程當然由蔣少游、王遇、董爵繼續進行。案〈術藝．蔣少游傳〉載，少游卒於景明二年，董爵、王遇的卒年不可考。但既與蔣少游並列，他們3人的卒年應相去不遠。太極殿就在這年11月落成，《魏書》卷八〈世宗紀〉：
（景明二年）十有一月己卯，詔：京洛兵蕪，歲踰十紀。先皇定鼎舊都，惟新魏曆，翦掃榛荒，創茲雲構……，規模長遠。今廟社乃建，宮極斯崇，便當以來月中旬，蠲吉徙御。……十有二月戊子，……饕群臣于太極前殿，賜布帛有差，以初成也。
那麼，他們3人雖然沒及見太極殿的落成，但都實際參加太極殿的營建工作。同時，即連李沖在內，他們都曾參加過平城的改建工作。他們以改建平城的經驗創建洛陽，因此洛陽必然承受平城建築的影響。《魏書》卷四十一〈源賀傳〉：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當民族主義壓垮「一國兩制」，下一個「喀什米爾化」的地方會是……？ ｜ 更多文章 ）
正光元年（西元520年），為行臺左丞，巡行北邊。轉為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洛陽）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
這段材料說明洛陽的建構，經過二十幾年不斷的經營，到正光元年還沒有完成。明堂的始基在永平三年（西元510年）開始，雖然用的是李沖的設計圖樣，不過這時李沖的墓木已拱，蔣少游、王遇、董爵又相繼而亡，當然不是他們監造的。不過材料裡說到「兩京模式」，所謂「兩京」，是指平城與洛陽而言，平城的明堂，是由蔣少游考察過去洛陽廢置明堂舊址後建造的，所以平城明堂的建築曾受洛陽的影響。任城王元澄與李沖，同是孝文帝遷都時得力的助手，當然能深切了解李沖的意旨，在他的奏章裡，既提到李沖的設計是依「兩京模式」，但當時洛陽明堂廢置已久，無「模式」可供參考，所以必然是根據平城新建明堂為藍圖而設計的。因此，可以證明洛陽宮城的建築，直接承受的平城的影響。因為在平城改建的過程中，已融合了許多不同地方的色彩，這許多不同的地方色彩，後來又繪成洛陽新都的圖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