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約定採訪時間還有15分鐘，前日本大藏省副相，號稱「日幣大師」的行天豐雄（Toyoo Gyohten）推開房門健步走出，主動和BBC採訪組打招呼。
已經88歲高齡的他在比鄰日本銀行總部大樓的建築裏，在過去任職的國際通貨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仍然保有一間辦公室。 （相關報導： 中美貿易戰廠商觀望氣氛浮現 台灣上半年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金額腰斬 ｜ 更多文章 ）
大阪G20峰會結束不久、中美貿易戰正酣、國際形勢跌宕起伏，使當年親身經歷日美貿易戰的行天豐雄的見解更有意義。
「失落的20年」
日本是亞洲少數和美國有過大規模貿易戰的國家，而行天豐雄則是1980年代那段歷史少數還健在的見證人。行天豐雄曾先後擔任日本大藏省國際金融局局長及副相，是《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簽署現場的日方官員之一。
美國經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名譽所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曾評價行天豐雄的獨特觀點。行天豐雄獨排眾議，斷然否定了當時普遍的觀點：「《廣場協議》導致了日本出現失落的20年。」
對於日美之爭，學術界一直充滿爭議。失落的20年意指日本經濟在經歷80年代的繁榮後陷入90年代以來的長期困境。其因果邏輯是：在經濟實力逼近美國之後，日本被迫簽訂《廣場協議》升值日元，進而形成泡沫經濟，泡沫破裂後即遭遇失去的20年。簡單的說，美國就是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
這種說法認為美國當年藉著霸權地位打壓日元，成功讓強勢美元轉向弱勢美元，《廣場協議》則拉開了日幣升值的序幕，也吹響了絞殺日本經濟的輓歌。同時美國還對日本祭出「301條款」，先後對日本的半導體、電腦等10多種產品進行貿易制裁。日幣升值重挫了日本出口，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釋出大量貨幣、多次降息，造成國內流動性泛濫，使本來就存在通脹問題的日本經濟病入膏肓。
日本之鑒：錯失結構改革機會
行天豐雄卻不認同，他認為過去近30年日本遭遇的失落，日本要先檢討自己。
1980年代，日本豐田一度超過美國通用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美國針對日本汽車等商品發起了多次貿易戰。
「雖然1980年代日本遭遇巨大的經濟動蕩，卻沒有抓住機會對經濟和社會結構進行必要的改革，」他說「我們錯失了完成結構改革的機會，這種（改革需求的）種子其實在貿易戰後期就萌芽了。」
這位歷史見證者堅絕認為1980年觸發日美之爭的貿易問題，原因絶不僅僅在美國。
「日本和美國當時都沒有清楚看到，並解決各自的國內問題，這才是原因的根本。」也就是說，日美兩國都將各自的國內問題帶到國際舞台，卻沒有對國內問題對症下藥。
中美困局徵結：還是結構問題
對越演越烈的中美貿易戰，行天豐雄首要的觀察切點仍是結構問題。
「我認為中國也正面臨結構改革的挑戰。」他分析，如今的中美之爭和當年的日美之爭類似。現在的中美兩國都各自面臨棘手的國內問題，這同樣是催生貿易戰的重要原因。
「但差別在於，此時的中國不是彼時的日本，中國現在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挑戰者。」
特朗普和習近平在大阪G20峰會期間會面，宣佈暫不加徵新關稅。但中美貿易衝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行天豐雄在《時運變遷：世界貨幣、美國地位與人民幣的未來》一書中闡述：「美日同盟關係是基於幾個不可分割的核心因素。首先，日本接受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第二，美國默許日本自由參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美國將日本視為忠誠而順從的追隨者，日本得到的好處則是能依賴美國賦予的穩定環境，日本擴大出口、進口石油、糧食和原物料的穩定性也得到保證。日美在同一套體系和規則下解決分歧的模式，和現在的中美之爭有顯著差異。」
這份不同會產生什麼結果呢？華為事件發生後很多人在討論，我們的世界有沒有可能行程兩套涵蓋科技、金融系統，甚至貿易和投資系統，而且互不依賴的兩套系統呢？
「我認為這將會是個艱鉅的挑戰。」，行天豐雄迅速地否定了。他解釋這正是日美之爭和中美之爭的區別，當年日本和美國的分歧只出現在宏觀及微觀的經濟政策。而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分歧則橫跨了系統性、結構性矛盾和經濟政策面。
「但『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這種前景仍然是可以避免的」，行天豐雄話鋒轉向。他解釋現在的中美兩國都能充分意識到全面衝突爆發的後果，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如果發生激烈衝突甚至是戰爭，沒有一方能獨自存活。「但目前的困境也在此，在雙方沒有激烈對抗的情況下，誰會做出妥協呢？」
中美打破僵局的前提
「中美是可以劃出一條紅線，雙方達成共識不要越線。」，行天豐雄用輕描淡寫的口氣談起了此前幾天在南北韓邊界剛剛發生、震驚世界的第三次「川金會」。
「但有時候甚至跨過去也沒關係不是嗎？川普（Donald Trump）跨過了那條線，兩國還是保持和平狀態沒有起衝突。但如果發生在1951年，跨越紅線的結果就是戰爭。」他強調重要的是雙方都願意為維持和平做出妥協並遵守承諾。
行天豐雄表示，彼此讓步、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妥協，將可能打破中美之間的僵局。
「除了劃出這條紅線，我希望中美雙方不要壓迫兩國國內各自出現的改革嫩芽。」
行天豐雄表示，中國內部有很多嘗試讓市場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呼籲和行為，同時訴求政府賦予私營企業更多自由、放寬來自政府和國營企業的管制。至於美國，歷史經驗顯示二戰後出現的數次重大貿易赤字現象，原因都在於「過度膨脹的個人貪婪」。這種貪婪和膨脹現象甚至出現在美國普通民眾當中，影響著美國的消費和經濟模式。
「他們忽略社會效益，忽視300年前建國先驅強調的公平價值。」行天豐雄毫不留情的批評，他希望美國能重新重視社會投資，改變氾濫在經濟和個人面的的貪婪思維，這樣才能調整預算支出並拓展國際合作，進而改變其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的局面。
他表示，在強調「自由、公平、保障個人權利的價值觀」前提下，這些變化有可能促成2、30年後世界上出現更加互相包容的國際體系，而不是維持現在這種對抗局面。
「美國治世」時代一去不復返
除在日本政府任職外，行天豐雄還曾任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洲發展銀行（ADB），他親身經歷過二戰後主要的國際合作體系。雖然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合作機構如今飽受指責，他仍堅稱自己是「國際合作的忠實信徒」。
「川普並不是國際合作的反對者」，行天豐雄很直白的說，「他只是抱著一種強烈的受害者心態，想找回所謂公平貿易的機會。」
美國曾經盡力保持強勢美元、保持開放的國內市場，這些行為都讓戰後各國，如德國、日本受益良多。但二戰後那種美國製造巨大需求、讓界各國受益的「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模式現在已沒有實行的可能性。支撐這種做法的背後是美國不停的印鈔票，但也同時會製造鉅額的赤字。
「要成功實現未來的國際合作有些新的前提。」，行天豐雄解釋，首先各方都要承認國際合作的益處、必須謀求共同受益而非玩零和遊戲；其次，各國都必須做出某種程度的犧牲，甚至在主權問題上做出讓步。「舉例來說，當其它國家遭受需求短缺的時候，你可能需要刺激本國經濟，但你可能又不想加劇自己國家的財政赤字。」
「唯一能說服各國的理由是，此類犧牲能夠幫助全球經濟，而且本國不久後也能從全球經濟的復甦中獲益。」。行天豐雄說，「說服自己的人民去做出這種犧牲，是政客的責任。」對中美來說，這不可避免會導致政策變化，以及各自國內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結構的變革。
「『美國治世』模式的終結，也正是現有國際機構面臨的難題，它們用老模式難以應對新局勢。現在是開門納諫、改革國際合作機制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