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郭台銘的鴻海代表著廣東模式，那麽張忠謀的台積電就代表著臺灣模式。吳介民指出，鴻海能夠在中國採取以量取勝的戰略，乃是中國為鴻海提供了廉價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廉價的人力資源，如果沒有過去幾十年龐大民工隊伍貢獻勞動力，哪會製造出像鴻海這種「高新科技業、但勞力密集」的龐然大物？反之，台積電也是採取所謂代工模式，但它開拓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以優異技術獲得非常高的利潤，成為全球頂尖企業，並且在台灣形成了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功，背後有累積幾十年的製造業文化因素，不是憑空而生。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砸下重金搞半導體製造，至今成果仍有限。吳介民進而分析說，鴻海與台積電是在不同產業類別、不同技術檔次上的企業，無法以簡單量化數據做比較。但兩者呈現出台灣在企業升級與轉型策略上的路線差異。台積電，還有無數不靠中國廉價生產要素的中小企業，仍持續在台灣走出一條穩健可行的道路，背後一個重要因素是，三十年來台灣在民主法治上的進步，提供了安穩的產權與經營環境——這就是臺灣模式比廣東模式及中國模式更加優越的地方，臺灣人應當有充分的自信，不依靠中國也能幸福且快樂，脫離中國反倒能更加幸福且快樂。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