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馬無夜草不肥,中國的「夜草」是什麽?

2019-05-19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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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臺灣人應當有充分的自信,不依靠中國也能幸福且快樂,脫離中國反倒能更加幸福且快樂。(美聯社)

作者認為,臺灣人應當有充分的自信,不依靠中國也能幸福且快樂,脫離中國反倒能更加幸福且快樂。(美聯社)

關於中國「大國崛起」的原因,中國國內及西方都有很多著作加以分析和討論。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受到各界普遍的讚譽。但是,在晚近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間,腐敗成為一個如影隨形、越反越腐的問題,甚至有親官方的經濟學家(比如當年從臺灣叛逃到中國的林毅夫),振振有詞地提出「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的辯解。

中國是「尋租發展型國家」

臺灣學者吳介民在《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中,針對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連結的模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釋。台商作為「中間人」,促成中國從廣東賺取第一桶金,這桶美金作為「原始積累」,迂迴造成「中國崛起」。作者從全球價值鏈切入,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與財政攫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解釋架構連結了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從宏觀到微觀,剖析政商關係的運作,並提出「機構化尋租」、「在地鑲嵌治理」、「公民身分差序」等概念,突破既有文獻對中國發展邏輯的理解。這是我目前看到的分析中國經濟模式的最佳著作。當然,今天的中國並非沒有像吳介民這樣優秀的學者,但中國學者確實沒有寫出這樣一本讓人眼睛一亮的著作。其根本原因乃是中國缺乏最基本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中國的學術研究成了黨的宣傳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沒有智庫,領導人的錯誤無人能糾正——就好像諱疾忌醫的曹操殺掉藥到病除的華佗,就只好等死了。

臺灣學者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取自博客來)
臺灣學者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取自博客來)

「尋租」這個概念來自西方經濟學,用於中國似乎更加恰如其分。一九六七年,經濟學家圖洛克(Gordon Tullock)在《關稅的福利代價,壟斷與偷竊》一書中討論了「特權壟斷」的議題,公認是「尋租」(rent-seeking)理論的開端。不過,直到經濟學家克魯格(Anne Krueger)在一九七四年發表尋租的實證研究《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之後,這一術語才開始流行。

用「尋租」來揭秘中國經濟模式,吳介民不是第一人。中國經濟學家汪丁丁早就追問説:「中國腐敗至此,何以保持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這裡涉及的是尋租活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辨析。改革初期流行「官商合理」論,因為初期的改革,關鍵在於突破意識形態障礙,不論是「官」商還是「民」商,關鍵在於允許經「商」。在這一意義上,尋租確實是生產性的。最近十年,中國經濟轉入「創新驅動」的關鍵發展階段,尋租活動的主要性質是腐敗的和壓制創新的。汪丁丁根據學者王小魯的估算數據認為,中國的灰色收入大致相當於腐敗收入,中國GDP的腐敗係數(即由特權尋租而獲得的收入占GDP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五,更可能是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五——若是後者,中國就可以名列世界上最腐敗國家的榜首了。

吳介民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他的研究起點,在探問台灣與中國的糾葛,他選擇從「經濟」而不是「文化」、從「當代」而不是「歷史」切入這個問題。由此,他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來剖析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簡言之,中國崛起的訣竅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他對中國的研究,乃是試圖為臺灣解套:讀懂廣東模式,看清楚中國發展的優勢與弱點,便能夠更自信而平衡地評估台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此時,中國正掉入「困頓期」,台灣與中國,各自需要從世界史的尺度,冷靜思考自身的出路,與世界的連動以及彼此的關係。

台商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教授李靜君評論説:「在眾說紛紜關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論述中,《尋租中國》以「台灣因素」的新視角開拓一條有原創、典範意義的研究路徑。吳介民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焦點,揭示了在兩岸持續喧騰的政治紛爭底下,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已結成經濟利益聯盟,多年來利用中國公民差序體制,建構專制的民工工廠政體,及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的攀爬。書中的分析視野不同凡響,結合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豐富的實證描述與批評的理論探索,是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經典之作。」可以說,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指出台商(也包括港商、日商、美商與歐商等)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如同飛鳥的兩翼,缺一不可。

台商蜂擁到中國投資設廠,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當時,西方對中國施行經濟製裁,台商和港商抓住這個契機,爭先恐後地跑到中國淘金,搭上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快車,春風得意馬蹄疾,鈔票多得淹沒膝蓋——他們才不在乎六四殺人事件呢。並非所有商人都沒有祖國,也並非所有商人都缺少良心,但説大部分台商既沒有祖國也沒有良心,並不冤枉他們。中國演變到今天這樣張牙舞爪、面目猙獰的模樣,離不開台商當年的輸血,如吳介民所説:「台商將現代製造業引入中國,中國則將台商捲入其發展模式,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個氣旋當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聯社)
習近平時代,廣東的政商關係面臨洗牌,中央整頓、壓縮地方官員的尋租空間,同時也壓縮了台商獲利的空間。(美聯社)

廣東模式的另一台引擎,是學者秦暉所説的「低人權優勢」,即作為現代奴隸勞工的農民工是全球最廉價也最勤勞的勞工。這是毛時代「人多力量大」的生育政策意外遺留的「人口紅利」。這種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存在「隱蔽的奴隸制」,用吳介民的話來說就是:「民工階級提供相對優質而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讓不斷尋找低廉勞動力的全球價值鏈延展到中國,快速與中國沿海的地方制度結構產生鑲嵌,而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環。」中國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字塔的塔基,是不計其數的、任勞任怨的、沉默不語的民工,「在中國,正因為國家對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的支撐,才使得資方對勞工剝削變得更加嚴重」、「中國的這套剝削機制,構成了共生結合的體制環節。從公民身份差序、二元勞動力失常、等差化社保方案、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治理與地方治理到尋租發展型國家,環環相扣」。西方左派對人權議題的討論,通常不會觸及這個群體。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二零一九年春,中國官方大張旗鼓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卻刻意遮掩五四運動中的左翼特徵——中共創建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大力宣揚「勞工神聖」的觀念,鼓勵大學生參與工人運動、開辦工人學校。但今天真有左翼青年去做同樣的事情,立即遭到官方強力打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諄諄教誨鼓勵青年學生「繼承五四愛國精神,投身祖國建設」言猶在耳之際,中國社交網站即熱傳一個視頻,北京大學學生、馬克思主義學會原會長邱占萱現身,講述自己被北京公安刑訊、受到非人道虐待的經過,包括人格污辱、狂扇耳光、脫光衣服查肛門、音箱置耳旁高聲放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等。他訴說受虐過程時,悲憤交加,怒火中燒,直斥公安「多麼的無恥、多麼的下流」,表示想起其他被公安拘捕的老師和同學,「我不敢想像他們會遭受什麼樣的虐待」。網民感慨,當局對一個情衷馬列的大學生,連「滿清十大酷刑都用上了」。

廣東模式為何未能讓廣東走向自治?

此前,學界對是否存在中國模式的問題展開過漫長而激烈的爭論。中國模式或許過於宏大和複雜,吳介民在本書中勾勒出的是中國模式的核心部分——廣東模式,以後發展出的江蘇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等,跟廣東模式相比,大同小異而已。本書有兩個章節專門討論廣東的情形:「廣東模式的起源、表現與變遷」和「廣東模式轉型下的台資與中資」。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這其中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政廣東的習仲勛的功勞。習仲勛眺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知恥而後勇,力主改革;但更重要的還是文革末期中國經濟千瘡百孔、奄奄一息,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找活路。廣東先走一步,是因為廣東在地理上(靠近香港)和文化上(近代以來廣東即為商業大省)有優勢。然而,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仍面臨中央計畫官僚的阻力,比如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對於所謂的「經濟犯罪分子」,持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的陳雲等高官主張「要殺一些人,不殺不行」,幸虧胡耀邦和趙紫陽給予廣東以莫大的支持,廣東才不至於走回頭路。當然,廣東並沒有什麽「創舉」,只是學習港台已有的經驗而已。三十多年後,廣東的經濟總量甚至相當於整個俄羅斯,廣東的成就讓昔日高高在上的老大哥相形見絀。

習近平時代,廣東的政商關係面臨洗牌,中央整頓、壓縮地方官員的尋租空間,同時也壓縮了台商獲利的空間。從官場變化就能清晰地看到這一趨勢:二零一九年三月,廣東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林少春奉調北上,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他是近兩年第三位出省北上的廣東籍高官。他走後,廣東省委常委班子中,真正本省籍的官員僅剩一人,可謂形單影隻。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央最近幾年打破廣東官場地方保護主義的一個縮影。隨著這些行動,曾經「針插不進」的廣東官場、這個「獨立王國」已被瓦解。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主要分為客家、潮汕、廣府三大勢力,其中又以一九四九年後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葉劍英為代表的「客家幫」勢力最大。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後,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一度發展到頂峰,廣東書記入政治局一度成為慣例。

然而,中央最擔心的就是「粵人治粵」的趨勢。從胡錦濤時代後期開始,特別是進入習近平時代,不聽指揮、離心離德的廣東本土官場多次遭到清洗,如今已潰不成軍。在江澤民時代及胡錦濤時代前期風生水起的所謂「市場化媒體」、在全國範圍內最敢言的「南方報系」,幾乎同步遭到清洗,逐漸走向瓦解,變得跟北京的中央級媒體一樣空洞無物、面目可憎。那批最優秀的中青年記者、編輯(其中不少是我的同學或年齡相近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量流失,或轉戰網路,或移居海外。同時,北京對以粵語為代表的廣東本土文化嚴防死守,試圖消滅粵語而以普通話取而代之。廣東的新興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失去了他們的言論喉舌,成為被任意收割的韭菜。

吳介民在本書並未討論這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經濟上的廣東模式未能在政治上發展出強勁的廣東自治?這個主題或許可以寫成另外一本書:在民國時代功敗垂成的地方自治、聯省自治,如何在今天中國各省市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在像廣東這樣的先進省份再度復活,進而瓦解中央集權的體制?

臺灣模式優於廣東模式

中國崛起的奧秘,卑之無甚高論,如吳介民所説:「中國這三十年從農民工身上擠壓出來的價格剪刀差(被壓低的勞動成本的剩餘),一部分被資本家(外資與本地資本)奪取,一部分則被國家汲取而成為高速積累的資金。」這些借助台商等外資的「金母雞」剩下的金蛋,這些用農民工的血汗和眼淚熬煉成的金蛋,卻成為習近平「一帶一路」計畫中天女散花般「大撒幣」的本錢。幾億農民工作為卑微的「低端人口」,隨時可能被趕出城市,也無法享有城市中最基本的教育、醫療資源,習近平卻大大方方地將數千億美金的「剪刀差」用於其帝國擴張的虛妄霸業。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吳介民多年赴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直至太陽花學運後他被禁止進入香港——當然是從此再也不能踏足中國。本書中有對一家台商台陽公司的個案研究:台陽是一九七九年就進入廣東的最早一批台商,確實挖到第一桶金。但在二零一零年,全球經濟格局翻轉以及中國的經濟生態體系變遷的大背景下,臺陽公司關閉了在中國的工廠,結束了在中國的業務,及時全身而退。十年以後,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被當作砲灰的台商苦不堪言,想抽身卻已然來不及了,正應了香港電影《無間道》裡的一句臺詞:出來混,總要還的。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於4月17日宣布參選2020總統選舉(資料照/顏麟宇攝)
如果説郭台銘的鴻海代表著廣東模式,那麽張忠謀的台積電就代表著臺灣模式。(資料照,顏麟宇攝)

在中國擁有最多工廠和工人的臺灣首富郭台銘出馬選臺灣總統,新當選的國民黨高雄市長韓國瑜宣稱只要接受一國兩制就能「人進來,貨出去」,似乎失去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和最大市場,臺灣就連飯都沒得吃。但吳介民在臉書上分析説,臺灣模式並非廣東模式,廣東乃至中國走上了一條不能回頭的下坡路,並不意味著臺灣只能跟隨中國走入這段下坡路,臺灣還有別的選擇。

如果説郭台銘的鴻海代表著廣東模式,那麽張忠謀的台積電就代表著臺灣模式。吳介民指出,鴻海能夠在中國採取以量取勝的戰略,乃是中國為鴻海提供了廉價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廉價的人力資源,如果沒有過去幾十年龐大民工隊伍貢獻勞動力,哪會製造出像鴻海這種「高新科技業、但勞力密集」的龐然大物?反之,台積電也是採取所謂代工模式,但它開拓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以優異技術獲得非常高的利潤,成為全球頂尖企業,並且在台灣形成了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功,背後有累積幾十年的製造業文化因素,不是憑空而生。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砸下重金搞半導體製造,至今成果仍有限。吳介民進而分析說,鴻海與台積電是在不同產業類別、不同技術檔次上的企業,無法以簡單量化數據做比較。但兩者呈現出台灣在企業升級與轉型策略上的路線差異。台積電,還有無數不靠中國廉價生產要素的中小企業,仍持續在台灣走出一條穩健可行的道路,背後一個重要因素是,三十年來台灣在民主法治上的進步,提供了安穩的產權與經營環境——這就是臺灣模式比廣東模式及中國模式更加優越的地方,臺灣人應當有充分的自信,不依靠中國也能幸福且快樂,脫離中國反倒能更加幸福且快樂。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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