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他的研究起點，在探問台灣與中國的糾葛，他選擇從「經濟」而不是「文化」、從「當代」而不是「歷史」切入這個問題。由此，他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來剖析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簡言之，中國崛起的訣竅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他對中國的研究，乃是試圖為臺灣解套：讀懂廣東模式，看清楚中國發展的優勢與弱點，便能夠更自信而平衡地評估台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此時，中國正掉入「困頓期」，台灣與中國，各自需要從世界史的尺度，冷靜思考自身的出路，與世界的連動以及彼此的關係。
台商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教授李靜君評論説：「在眾說紛紜關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論述中，《尋租中國》以「台灣因素」的新視角開拓一條有原創、典範意義的研究路徑。吳介民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焦點，揭示了在兩岸持續喧騰的政治紛爭底下，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已結成經濟利益聯盟，多年來利用中國公民差序體制，建構專制的民工工廠政體，及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的攀爬。書中的分析視野不同凡響，結合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豐富的實證描述與批評的理論探索，是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經典之作。」可以說，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指出台商（也包括港商、日商、美商與歐商等）與農民工是廣東模式的兩台引擎，如同飛鳥的兩翼，缺一不可。
台商蜂擁到中國投資設廠，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當時，西方對中國施行經濟製裁，台商和港商抓住這個契機，爭先恐後地跑到中國淘金，搭上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快車，春風得意馬蹄疾，鈔票多得淹沒膝蓋——他們才不在乎六四殺人事件呢。並非所有商人都沒有祖國，也並非所有商人都缺少良心，但説大部分台商既沒有祖國也沒有良心，並不冤枉他們。中國演變到今天這樣張牙舞爪、面目猙獰的模樣，離不開台商當年的輸血，如吳介民所説：「台商將現代製造業引入中國，中國則將台商捲入其發展模式，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個氣旋當中。」
廣東模式的另一台引擎，是學者秦暉所説的「低人權優勢」，即作為現代奴隸勞工的農民工是全球最廉價也最勤勞的勞工。這是毛時代「人多力量大」的生育政策意外遺留的「人口紅利」。這種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存在「隱蔽的奴隸制」，用吳介民的話來說就是：「民工階級提供相對優質而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讓不斷尋找低廉勞動力的全球價值鏈延展到中國，快速與中國沿海的地方制度結構產生鑲嵌，而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環。」中國這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字塔的塔基，是不計其數的、任勞任怨的、沉默不語的民工，「在中國，正因為國家對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的支撐，才使得資方對勞工剝削變得更加嚴重」、「中國的這套剝削機制，構成了共生結合的體制環節。從公民身份差序、二元勞動力失常、等差化社保方案、地方成長聯盟、全球價值鏈治理與地方治理到尋租發展型國家，環環相扣」。西方左派對人權議題的討論，通常不會觸及這個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