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二零一九年春，中國官方大張旗鼓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卻刻意遮掩五四運動中的左翼特徵——中共創建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大力宣揚「勞工神聖」的觀念，鼓勵大學生參與工人運動、開辦工人學校。但今天真有左翼青年去做同樣的事情，立即遭到官方強力打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諄諄教誨鼓勵青年學生「繼承五四愛國精神，投身祖國建設」言猶在耳之際，中國社交網站即熱傳一個視頻，北京大學學生、馬克思主義學會原會長邱占萱現身，講述自己被北京公安刑訊、受到非人道虐待的經過，包括人格污辱、狂扇耳光、脫光衣服查肛門、音箱置耳旁高聲放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等。他訴說受虐過程時，悲憤交加，怒火中燒，直斥公安「多麼的無恥、多麼的下流」，表示想起其他被公安拘捕的老師和同學，「我不敢想像他們會遭受什麼樣的虐待」。網民感慨，當局對一個情衷馬列的大學生，連「滿清十大酷刑都用上了」。
廣東模式為何未能讓廣東走向自治？
此前，學界對是否存在中國模式的問題展開過漫長而激烈的爭論。中國模式或許過於宏大和複雜，吳介民在本書中勾勒出的是中國模式的核心部分——廣東模式，以後發展出的江蘇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等，跟廣東模式相比，大同小異而已。本書有兩個章節專門討論廣東的情形：「廣東模式的起源、表現與變遷」和「廣東模式轉型下的台資與中資」。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這其中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政廣東的習仲勛的功勞。習仲勛眺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知恥而後勇，力主改革；但更重要的還是文革末期中國經濟千瘡百孔、奄奄一息，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找活路。廣東先走一步，是因為廣東在地理上（靠近香港）和文化上（近代以來廣東即為商業大省）有優勢。然而，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仍面臨中央計畫官僚的阻力，比如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對於所謂的「經濟犯罪分子」，持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的陳雲等高官主張「要殺一些人，不殺不行」，幸虧胡耀邦和趙紫陽給予廣東以莫大的支持，廣東才不至於走回頭路。當然，廣東並沒有什麽「創舉」，只是學習港台已有的經驗而已。三十多年後，廣東的經濟總量甚至相當於整個俄羅斯，廣東的成就讓昔日高高在上的老大哥相形見絀。
習近平時代，廣東的政商關係面臨洗牌，中央整頓、壓縮地方官員的尋租空間，同時也壓縮了台商獲利的空間。從官場變化就能清晰地看到這一趨勢：二零一九年三月，廣東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林少春奉調北上，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他是近兩年第三位出省北上的廣東籍高官。他走後，廣東省委常委班子中，真正本省籍的官員僅剩一人，可謂形單影隻。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央最近幾年打破廣東官場地方保護主義的一個縮影。隨著這些行動，曾經「針插不進」的廣東官場、這個「獨立王國」已被瓦解。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主要分為客家、潮汕、廣府三大勢力，其中又以一九四九年後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葉劍英為代表的「客家幫」勢力最大。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後，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一度發展到頂峰，廣東書記入政治局一度成為慣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