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馬無夜草不肥,中國的「夜草」是什麽?

2019-05-19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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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二零一九年春,中國官方大張旗鼓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卻刻意遮掩五四運動中的左翼特徵——中共創建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大力宣揚「勞工神聖」的觀念,鼓勵大學生參與工人運動、開辦工人學校。但今天真有左翼青年去做同樣的事情,立即遭到官方強力打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諄諄教誨鼓勵青年學生「繼承五四愛國精神,投身祖國建設」言猶在耳之際,中國社交網站即熱傳一個視頻,北京大學學生、馬克思主義學會原會長邱占萱現身,講述自己被北京公安刑訊、受到非人道虐待的經過,包括人格污辱、狂扇耳光、脫光衣服查肛門、音箱置耳旁高聲放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等。他訴說受虐過程時,悲憤交加,怒火中燒,直斥公安「多麼的無恥、多麼的下流」,表示想起其他被公安拘捕的老師和同學,「我不敢想像他們會遭受什麼樣的虐待」。網民感慨,當局對一個情衷馬列的大學生,連「滿清十大酷刑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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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模式為何未能讓廣東走向自治?

此前,學界對是否存在中國模式的問題展開過漫長而激烈的爭論。中國模式或許過於宏大和複雜,吳介民在本書中勾勒出的是中國模式的核心部分——廣東模式,以後發展出的江蘇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等,跟廣東模式相比,大同小異而已。本書有兩個章節專門討論廣東的情形:「廣東模式的起源、表現與變遷」和「廣東模式轉型下的台資與中資」。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這其中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政廣東的習仲勛的功勞。習仲勛眺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知恥而後勇,力主改革;但更重要的還是文革末期中國經濟千瘡百孔、奄奄一息,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找活路。廣東先走一步,是因為廣東在地理上(靠近香港)和文化上(近代以來廣東即為商業大省)有優勢。然而,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仍面臨中央計畫官僚的阻力,比如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對於所謂的「經濟犯罪分子」,持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的陳雲等高官主張「要殺一些人,不殺不行」,幸虧胡耀邦和趙紫陽給予廣東以莫大的支持,廣東才不至於走回頭路。當然,廣東並沒有什麽「創舉」,只是學習港台已有的經驗而已。三十多年後,廣東的經濟總量甚至相當於整個俄羅斯,廣東的成就讓昔日高高在上的老大哥相形見絀。

習近平時代,廣東的政商關係面臨洗牌,中央整頓、壓縮地方官員的尋租空間,同時也壓縮了台商獲利的空間。從官場變化就能清晰地看到這一趨勢:二零一九年三月,廣東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林少春奉調北上,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他是近兩年第三位出省北上的廣東籍高官。他走後,廣東省委常委班子中,真正本省籍的官員僅剩一人,可謂形單影隻。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央最近幾年打破廣東官場地方保護主義的一個縮影。隨著這些行動,曾經「針插不進」的廣東官場、這個「獨立王國」已被瓦解。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主要分為客家、潮汕、廣府三大勢力,其中又以一九四九年後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葉劍英為代表的「客家幫」勢力最大。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後,廣東本土的地方勢力一度發展到頂峰,廣東書記入政治局一度成為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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