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架上有一卷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線裝本，首頁是一方朱紅「雙照樓印」，之後有兩頁手跡；內收〈小休集〉上下卷、〈掃葉集〉和〈三十年以後作〉，當是他的後人在一九六○年代在香港重印的。據聞出書非常低調，從未公開發行，見者不多。我之能藏有一卷，乃因認識一位汪氏的孫輩，得其持贈一冊。贈書的朋友自幼受西方教育，已經定居美國多年，對其先人所知不深，將書交我時也沒有說甚麼——我們本來就很少談及各自的家世。
這本線裝書在我書架上幾乎三十年了，久未翻閱，此時重讀他去世前不久寫的最後一闋，〈朝中措〉，不免感慨。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于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
欄杆拍徧，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原題沒有斷句，為閱讀方便加了標點符號。）
觸發我想到重讀汪氏詩詞，是因日前看到《印刻文學生活誌》二○一○年四月號，汪氏為胡蘭成鼓吹「和平運動」的文集《戰難和亦不易》所寫的序文，和胡的幾篇文章。
汪氏在序文裡，除了重申抗戰即亡國、唯有求取「全面的和」，並且責怪「國內一方面從事和平運動，一面仍從事抗戰到底。因之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戰事與和平並行」。所以，日本「不得不」繼續侵略中國，該怪罪的是中國要抵抗。序文寫於一九四○年一月，兩個月後南京「和平政府」就成立了。
又過了四年，當汪精衛寫下〈朝中措〉裡這些句子的時候，故國江山已半是焦土，生靈塗炭滿目瘡痍，他以「和平建國」口號成立的政府只是個紙糊的傀儡，於戰於和都起不了半點作用。這個年輕時曾有過何等理想熱情、冒死謀刺攝政王而在獄中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雙照樓主，此時心頭的悲涼，盡在這闋詞的字裡行間了。
在日軍鐵蹄下成立淪陷區政府，說是為著淪陷區蒼生的福祉，但汪政權做了甚麼？「和平軍」的「清鄉」活動帶給老百姓的災禍比日軍少不了多少；惡名昭彰的「七十六號」——設在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的特工總部，專幹逮捕、審訊、酷刑逼供、處決暗殺這些勾當，對象都是抗日同胞，有這樣一個血腥恐怖、令人聞名喪膽的地方，算甚麼「和平政府」？更別說強迫實施淪陷區儲藏物資全面登記、強制性收買棉紗棉布這些替日寇搜刮百姓的「德政」了。而這個所謂的「政府」根本毫無自主權，對日本的變本加厲的侵略行動絲毫無法阻擋改變於萬一。
或許當初他不曾預料到事竟不可為到如此，而且完全無法回頭了。看著汪氏與飛揚跋扈的日本軍官的合影、在納粹大旗下與德國官員把酒言歡的照片，我真想知道那些時刻他心裡在想甚麼？
胡蘭成是汪精衛賞識的一管筆桿子。作為淪陷區政府宣傳部次長，胡的對日抗戰觀，在他的書裡明明白白寫的很清楚。《今生今世》的〈瀛海三淺——閒愁記〉裡，講到日本開國傳說，天照大神與素盞嗚尊是姐弟，弟弟調皮搗蛋讓姐姐頭痛不已，見不到姐姐卻又要哭鬧，這些故事竟被胡用來比喻中日關係：
這裡使人想起中日之事，日本兵尋事中國，也曾與中國方面要約為信，可是他們在中國的搗亂，有的叫人看了簡直無話可說。
好一派輕鬆平淡話家常！一個國家生死存亡曠日持久的苦戰，國土江山成了屠殺場，百姓的身家性命成了灰燼； 東北的萬人坑和細菌活體實驗、南京大屠殺的數十萬冤魂、刺刀尖下的嬰兒……這一切一切，在胡蘭成的筆下竟只不過是弟弟跟姐姐尋事搗亂罷了！
更有甚者，胡著《山河歲月》中，〈抗戰歲月〉那章一上來就說：
抗戰是非常偉大的，它把戰前十年間種種奢侈的小氣的造作都掃蕩了，於是中華民國便非常清真。
所以日本侵華導致的慘烈抗戰，其實對「奢侈小氣造作」的中國是好的。他以流亡學生舉例：
中國人是喜歡在日月山川裡行走的，戰時沿途特別好風景，許多沒有到過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廠內遷與走單幫，學校亦遷到內地，年青學生連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嶺，長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過了一關又一關 前面來到紫金山 紫金山上般般有 缺少鮮花共牡丹」 但她們的人就是那鮮花與牡丹。她們都是各有好家鄉的，卻能夠不貪戀。
對逃難的夫妻他這樣描寫：
還有攜眷逃難的，及去重慶投效抗戰的，憂患這樣大，心思這樣堅，他們反會沒有悲憤，沒有營謀掛念，天涯道路，只更愛惜起眼前的人來。
看來這些中國男女老少都該感謝日本侵略（日本教科書用的詞是「進出」），否則年輕人哪有機會郊遊戀愛，夫妻感情也不會分外深重了。我好奇寫《巨流河》的齊邦媛教授讀到這段話會有何感想。
胡蘭成之所以對抗戰如此另具見解，根本上他是認為日本侵華，錯不只在日本。在〈觀念的澄清〉一文裡，胡就寫道：
我們做和平運動，是以日本放棄侵略主義為前提， 並不是贖罪，……為甚麼不是贖罪呢？因為中日戰爭，責任是雙方的，悔禍是雙方的。（見同期《印刻》）
這與前面提到的汪精衛的序文，認為中國抵抗、日本才「不得不」繼續侵略的論點是一脈相承的。
其實早在汪精衛開府南京之前，胡蘭成已經發表了不止一篇鼓吹「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文章（〈對於大亞洲主義的認識〉、〈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等，見同期《印刻》），為汪的「和平建國」鋪路。推回到最早的當初，汪精衛正是讀了無名文人胡蘭成的文章大為賞識，後來才會延攬入閣，委以「宣傳部次長」官職的。
我相信胡對「大東亞共榮圈」是真心擁護的。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初，日本戰敗投降前半年多，胡還寫出這樣支持德、日軸心國的理論：
我看反軸心是打不掉德國的，更打不掉日本。有悲多汶（貝多芬）與歌德的國家，有浮世繪與櫻花，有堅貞的男人的刀與華麗的女人的衣裳的國家，是絕不能滅亡的。（〈正視戰爭〉，見同期《印刻》）
我也喜歡貝多芬與歌德，浮世繪與櫻花；尤其對日本的文學和電影，我的喜愛與了解程度決不在胡蘭成之下。但是，這絕不表示我就會擁護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更不表示我就得歡迎他們來侵凌我的國家、屠殺我的同胞。貝多芬與歌德不等同於納粹，浮世繪與櫻花不等同軍國主義；納粹與軍國主義敗亡也不等同德日亡國。胡蘭成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夾纏不清，基本邏輯都不通，還要成立一套思想學問體系，實在是匪夷所思。
多年後有一次胡在台北被問及「為甚麼要去當漢奸？」他的回答理直氣壯：
「當時重慶是蔣先生，淪陷區是汪，西北有毛，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豈有誰正誰偏，誰忠誰奸的問題？」（見朱天心：〈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同期《印刻文學生活誌》）
問題在於他偷換概念，故意不提日本。秦失其鹿，各方當然可以共逐，但是造成「失鹿」而導致生靈塗炭的罪魁禍首是日本，而日本又是最窮凶極惡的「逐鹿」（獵鹿）者。（請問：日本憑甚麼到別人國土上來「逐鹿」？）汪精衛想逐鹿竟然去投靠日本，而胡蘭成是連作個逐鹿者的資格都沒有的，只是投靠了投靠者，替那個外來的頭號獵鹿屠夫搖旗吶喊而已。可是即便如此，投靠的對象和吶喊的內容，還是忠奸、正偏有別的——人世間、歷史上，有些事情還是有大是大非，不是甚麼「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鄉愿說法或者用花言巧語硬掰就可以矇混過去的。
胡的文字確實華麗而獨特，極富魅力，但不能因之就無視於他在國人最苦難的時期，顛倒是非媚讎事敵的言論行為；就像替希特勒拍攝宣傳電影的列妮‧李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確實是個極有才華的導演，但不能因此而扭轉她為納粹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的事實。
最了解胡蘭成的人應該是張愛玲吧。張把胡看得極透，在《小團圓》裡，九莉（張）覺得之雍（胡）在亡命途中寫信也還「長篇大論寫文章一樣」，是因為「他太需要人，需要聽眾觀眾。」（後來在台灣，胡蘭成對「三三」的那群年輕人不也是這樣？） 張愛玲太知道他了：「邵之雍在鄉下悶得要發神經病了」，「他太不耐寂寞，心智在崩潰。」九莉去探望之雍﹐發現他在逃亡途中旅館房間裡也「高談闊論」——改不掉的習慣 。
九莉先是說之雍「文筆學魯迅學得非常像」，「她狂熱的喜歡他這一向產量驚人的散文」。可是到了後來，她看透了他，也不再欣賞他的文字了，連他註冊商標的語法都看不順眼聽不順耳：當之雍說「你這樣痛苦也是好的」，（真真是胡蘭成的口氣！）她覺得是「怪腔」，一看見「亦是好的」這樣的話就要發笑，甚至「駭笑」。
這樣的性格文章成就了胡蘭成，卻也藉由文字明白顯露了他的思維理念，而那些是怎樣的自圓其說的一套套思維與理念，傳遞的是怎樣的心態，從文字本身就可以去檢驗，實在不需要加註解或導讀的。
「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的詩詞，就算是「三十年（1941）以後作」，也未流露為自己深涉的政治湍流作任何辯解；而他的後人自覺的低調行事，僅只是將印成的文集悄悄贈予為數不多的人，如此而已。胡蘭成卻是不同：無論起家、在位、沈淪、亡命，總是不甘於沒有「聽眾觀眾」，不放過任何攀援投靠的機會（參考【印刻文學生活誌】2009年四月號，黃天才〈和胡蘭成在東京的一段交往 〉）。生前如此，連身後竟還餘音不絕——當然，一方面也要歸功於張愛玲的加持。
也罷，舊文新讀，就權當重看一回歷史悲慘陰暗的那一頁作為借鑒吧。只是掩卷之餘不免慨嘆：大好江山，能禁得起幾度興亡摧折？這樣的人，還要喧囂到幾時？
＊本文選自印刻出版新書《那朵花，那座橋》，作者李黎本名鮑利黎，自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即赴美留學，曾任編輯與教職，現居美國加州從事文學創作，作品曾獲《聯合報》短、中篇小說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