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國家的經濟情勢至目前為止，除了先前讓各國擔憂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外，但在中國經濟發佈第一季經濟數據後，由於中國經濟表現比先前多數經濟學家與分析師預期的好，中國經濟數據的消息讓全球經濟暫時鬆一口氣。不過在此之後，好像就鮮少聽到特別令市場與投資人為之振奮的消息與數據。其中，日本與歐元地區的經濟表現與展望，尤其格外的讓全球多數國家感到不安，甚至有可能讓看似已經稍微好轉的全球市場氣氛，再度陷入悲觀的情緒；因此各國央行決策圈、學界與各大主流媒體，於是就擴大了所謂的「直昇機灑錢（helicopter money）」探討。
多數人聽到「直昇機灑錢」這個名詞，乍看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聽其來有點奇怪的名詞，相信應該是一頭霧水；甚至可能完全不知此名詞背後所代表的意涵，而「直昇機灑錢」在經濟學上所代表的意義或影響又是什麼呢？因此，筆者想經由本篇文章把相關背景說明清楚，並將此政策背後的經濟學理論基礎與依據，進行進一步的深入討論；最後，筆者將說明為何許多專家學者會對此政策有著過度樂觀與有不切實際的預期效果。
首先，筆者備感訝異的是「直昇機灑錢」論點，應僅會單純出現在經濟學教科書或是經濟學術界中的理論與觀點；反觀現在，卻是在現實生活被提出，並且不斷的被討論著，這代表著，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直昇機灑錢」政策工具，會被寫實的應用在治療當今已陷入病態化的經濟現況中。
回溯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各國央行在運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後（主要就是調降政策利率），隨即開始積極地實施各種非傳統的貨幣政策，也就是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或印鈔票政策）；隨著時間的經過，在8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發現效果是不盡理想的，甚至有後遺症的產生；此種政策已在各國各類金融資產與房地產價格上產生了飆升的負面後遺症。由於傳統與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基本上可說是用之殆盡，因此各國央行的決策者或經濟學家，不得不重新開始從經濟學理論上，找尋新的短期政策工具，試圖再提出可以替代量化寬鬆政策的經濟類固醇來提振經濟需求，以企圖讓疲弱不堪的經濟，再度注入興奮劑，藉以得到短暫的舒暢與緩解；「負利率政策」就是在此經濟背景下的產物。
舉日本實施「負利率政策」為例，究竟對日本經濟產生多大的幫助，此效益可從日本經濟近數月來所面臨的困境，得到答案。也因為已經有了日本的前車之鑑，許多原本考慮要進行此種大膽、且非傳統貨幣政策的國家，也開始對於「負利率政策」望之卻步。不過，經濟學家與各國的決策者，仍舊不死心，仍企圖尋找其他類似的政策工具，也在此時空背景下，才更進一步地討論「直昇機灑錢」政策的實施。
「直昇機灑錢」的內涵究竟為何？此說法最早的提出者是已故經濟學者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該學者同時是197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亦是貨幣理論學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傅利曼早在1969年時，就已經使用直昇機灑錢此種比喻或假設為例，來說明政府可以使用大量印製鈔票來對抗通貨緊縮。因為政府經由大量印製出來的鈔票，藉由直昇機自空中撒下，供人們去撿拾；簡單而言，就是直接把錢送到人們的手上，而撿到錢的人們，就可以拿去消費，進而刺激經濟，終結通貨緊縮的現象。不過在當時，這只是他提出來的一個比較極端、且富創意的論點，並試圖用此比喻來解釋背後的經濟理論思維。當然，前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與許多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學術上進一步去探討此種論述的可能性，並試圖詮釋此種結合財政與貨幣的新政策工具，或可稱之為債務貨幣化（debt monetization）。
理論上，傳統或非傳統的貨幣政策，主要就是透過金融體系（像是商業銀行）來引導資金或借貸的流向；而貨幣政策之所以奏效，就是透過此種傳導機制（傳導機制有許多管道，這當然只是其中之一），來影響實體經濟。不過，當此種管道不順暢時，多數時候是因為在景氣不好的情況下，不管對企業或個人而言，借貸需求會相對的減少很多。同樣地，銀行體系在景氣壞時通常就會對於原本的借貸業務相對謹慎，甚至可以說是採取保守的態度，以避免新壞帳的產生；或是讓原本就已債台高築的呆帳問題雪上加霜。因此，「直昇機撒錢」的想法，在近幾年，就曾經屢次不斷的被提出來討論；討論的理由無他，就是想省略傳統的銀行信貸媒介平台，直接把錢送到政府的手上（也可以再轉到民眾的手上，實際的操作端看如何設計政策），以藉此加快與提升資金傳導的流暢度；此方式乃因深信多數人應會花掉他們認為從天掉下來的錢，也因此可以帶動需求的上升，並加速經濟活動的推動，物價也會隨之上揚，藉此讓通貨緊縮在無形中逐漸消散。
筆者認為倡議此政策者的主要論點，是因目前可想的到的政策工具幾乎已經使用殆盡，且政策效益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小，同時因擴大舉債的財政政策空間，也已被居高不下的公共債務而壓縮到所剩無幾。這種讓央行印錢，並直接把送錢上門的財政與貨幣的混合政策，不僅可以達到保證需求會因為公共支出擴大而受惠；且私部門的手上可支配的資金，亦會因為政府直接的補助或減稅政策，而讓財富效應更為顯著，不過前提是私部門能夠真正地支出新取得的部分財富（相對於量化寬鬆的政策，因為政策的直接對象金融機構，所以效益只能間接地轉給一般民眾）。
更進一步來說，這樣的作法，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支出的空間，同時又不會讓政府未來的公債利息支出上升，可說是一舉兩得的做法。用印鈔取得的新貨幣，可以用在不同的財政政策上，像是減稅或國家的基礎建設，這種擴張的混種政策，可以是一次性的使用，或者是持續不斷的重複運用。最重要的關鍵，是必須由各國的中央銀行買單。這樣的政策，聽聞之下，似乎是既簡單又有效，甚至可界定為完美到令人不敢置信，然事實上，真是如此簡單嗎？
首先要說明的是，中央銀行可以用擴大貨幣基礎、銀行準備金或流通在體系裡的貨幣，來為政府的財政擴張政策買單。具體的主要作法，是將新印出來的鈔票，直接地轉移到政府的帳戶裡，或使用新發行的貨幣來購買政府公債，然後把這筆帳記錄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帳上；不過對央行來說，這將不會產生任何利息或投資收益等。最後，同樣地可以使用此些新貨幣來購買政府公債，但必須要承諾是對債務無限期或永久地延展，這才會讓此政策工具跟量化寬鬆政策作一區分。除此之外，央行也可以對於政府債作債務豁免或是針對現有在帳上的公債進行無限期地延展;以上的作法都可以算是債務貨幣化的幾種操作方式。
對於此政策的效應，卻可能有過度簡化或過於樂觀的期待；筆者認為讓中央銀行替政府買單的作法，會讓那隻看不見的政治黑手伸進需要有完全獨立性的中央銀行，這不僅僅會讓中央銀行的政策信用受損，更會促使貨幣政策效應的大幅弱化。也就是說，這等於是讓中央銀行替財政部或更廣大的政府部門服務，而讓央行成為跑腿的小弟 （以日本央行為例，日本銀行實質上已自我弱化，而成為替政治服務的附屬單位）。此舉，或許可以拉升目前微弱的通貨膨脹，不過勢必會造成未來物價急遽上升的疑慮 （這也許是對央行獨立管控經濟局面失去信心，也可能是鈔票印製過多，所產生惡性通膨的預期），甚至是惡化。因為一國的經濟，要追求的是經由市場力量所產生的需求，來拉升自然的通貨膨脹；而不是太刻意的運用人為力量去製造通貨膨脹 （當然用正常的政策工具適時調節降溫的經濟，並產生物價上漲的動力是可被接受，但如果用極端的貨幣政策來推升物價，這種方式是有待商榷），自然力量產生的溫和通貨膨脹，某種程度上能代表該國的經濟體質是相對健全的。所以當今許多國家必須要把經濟政策的焦點，放在結構性改革層面，這才是解決經濟根本性問題的正確作法（筆者也同意當總體經濟陷入危機或面臨週期性的問題影響時，就需要實施貨幣或財政政策來解決）。
筆者主張此種硬性製造通貨膨脹的方式，是令人擔憂的，甚至是危險的；萬一經濟局面無法控制時，恐將會是一場重大的經濟災難。再者，許多國家的主政者有可能因為知悉此種不需要負責的短期政策工具時，而便宜行事的濫用，反而讓目前最需要從事的經濟改革或重整國家財政紀律的重要工作，擱置一旁而毫無進展。
還有，部分提倡此政策的專家學者，其所主張的邏輯，聽起來似乎合理，也很容易懂；不過，以筆者多年來研究經濟的經驗，在此須提出一重要論點，人的行為，其實是無法僅單憑使用經濟理論或數學模型來解釋或預測的，況且許多的經濟理論基礎，又是建立在不切實際的假設上。也許，直接把錢送到家門口的政策是有效的，不過在不能強迫民眾把錢花出去的前提下，又該如何確保民眾們能把錢，真正的花用在實體經濟，而不是存放在家裡或銀行帳戶裡呢？
有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過去幾年來，許多國家的利率幾乎多是維持在趨近於零的狀況，但是此種超低利率的環境，並沒有帶動民眾真正從事更多的消費或支出；相反的是，他們將更多的錢儲存起來；原因不外乎有它，各國經濟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後，經濟表現時好時壞，甚至可說是差強人意，也因此讓實質薪資呈現緩慢成長，有些國家甚至是呈現停滯的狀態；加上就業前景不明，讓更多人會因為隨時可能失去工作，而在消費決定上，採取更加保守的作法，進而決定把賺來的一大部分錢，儲蓄存放在銀行。舉例而言，最新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由德國證交所集團旗下的子公司所發佈的）報告中指出，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因為經濟前景越發不明確而決定把錢存放在銀行裡，且有比重逐漸走高的趨勢；從今年1月份佔比約30%，上升至3月份的50%；吾人可以設想，當某天從天飛來一筆橫財時（也許會是每週或每月持續不斷地掉下來），不管是暫時性或永久性的財富，筆者相信多數民眾會因為現今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太高，而決定把大多數的財富儲蓄起來，這或許用常識去判斷或人性來做現象的解釋即可，而絲毫不需要運用到任何艱澀的經濟理論來進行理解。所以一些專家學者，如認為眾多經濟現象或情況（特別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行為）可以用理論來探討或解釋，筆者相信所得的結論，十之八九不會是很精準或正確的。
除此之外，「直昇機灑錢」政策所產生的道德風險，更是令人不得不擔憂的。因為當所取得的資金，在沒有成本或成本極低的情況下，並且是要多少金額有多少金額時，對於主政者（借款者）更是完全沒有負擔的，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從事各種財政政策的擴張；甚者每當選舉時刻，更可能像是脫疆的野馬，不須經討論或縝密的規劃，而逕自開立各種政策支票直接進行，反正最終由國家大帳房中央銀行來買單或打消掉。話說回來，不管有無此種政策，多數國家，包括台灣的主政者，一直以來對國家財政，多是採取揮霍無度與浪費的態度；甚者，更是到了無任何紀律的地步，導致國家債務陷入債台高築，債留子孫的困境。所以當數月前，台灣斗大新聞標題「財政惡化 新政府舉債空間只剩九千億」的報導一出現時，乍聽之下，好像是對台灣財政發展的重大危機，但從經濟學觀點而言，筆者僅能莞爾一笑置之。
筆者認為，台灣不管是哪一政黨執政，在未進行重整財政紀律前，繼續使用擴大舉債的正當性，已經消失殆盡；因為過去20年來的揮霍無度，執政者心中只想著如何不斷地用舉債的方式，來蓋一些無經濟效益的工程或提高補助津貼，以藉此達到換取選票的政治目的，而絲毫沒有把健全國家經濟與財政狀況，設定為執政首要之務。所以不管舉債空間只剩九千億還是九兆，關鍵在於政府如何杜絕預算浪費與停止揮霍，更重要的是要全面提升預算使用的效益與效率。只要能做到這幾點，筆者相信哪怕就算舉債空間只剩區區的九百億，所得到乘數效果一定是遠遠大於所預估的倍數，直接為國家整體經濟帶來可觀的助力。因此，不管哪一國的政府，重點必須放在結構的問題上，並要積極與針對性地從事改革，這才是解決一切經濟亂象的根本。
最後，筆者須再次強調，不管是財政或貨幣政策，現階段已經救治不了目前許多國家所面臨的經濟重症；任何的政策工具，不管是負利率、量化寬鬆，甚至是最新可能的直昇機撒錢方式，其中的背後邏輯，都是藉由中央銀行把債務貨幣化，先撇開政策可能產生的效用，單單討論上述政策的負作用，就可能讓各國政府無法承受（許多的破壞性，像是資產價格的飆升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擴大，這幾年來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感受到惡果；筆者更擔心的是，更多可能會發生的負作用，將在未來產生何種狀況的負面衝擊？），筆者相信如果不盡速的進行徹底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僅憑藉財政或貨幣政策來修護經濟的慢性病，結果必定以失敗結局收場，並會讓經濟陷入無法挽回的局面，最終受傷最深的將會是廣大的無辜人民。
＊作者為中華民國玉山菊元協會國際事務資深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