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都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佔中環發起人戴耀廷在結案陳詞時說。
2013年，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學者陳健民與牧師朱耀明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佔領中環」）的運動，「佔中三子」希望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佔領中環要道來爭取普選，結果造就了2014年一場大規模佔領行動（又稱「雨傘運動」）。催淚彈與79日的佔領成為這一代香港人的印記。
他們和另外六人（合稱「佔中九子」）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周二（4月9日）被法院裁定多項罪名成立，佔中三子均被判串謀犯公罪妨擾罪子成立，另外戴耀廷和陳健民再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
戴耀廷在進入法庭前呼籲外界要堅持下去，「爭取香港民主」，陳健民表示他對發起佔中運動無怨無悔，而朱耀明就認為無論裁決結果如何都不應灰心，繼續努力為香港爭取應有權益。
人權組織形容政府「秋後算賬」，佔中三子與其他被捕人士是「政治犯」。反對他們的人就認為是罪有應得，應該予以「重判」。
宣判前，「佔中三子」接受BBC中文專訪，表示面對官非已經做好入獄的心理凖備，認為這是公民抗命的代價。在訪問中，他們憶述佔領行動的細節以及各種反思，如果歷史可以重來，可以改善的地方是什麼？香港未來如何走出自己的路？這次，由他們的故事重頭說起。
兩個學者、一個牧師
54歲的戴耀廷名校出身，大學選修法律，是因為他覺得世上許多大人物都是法律出身，這位學生會活躍分子常常思考中國與民主、憲政之間的關係。他自言對中國抱有濃厚情感，心底渴望中國走向富強，然後走向民主。中英談判香港主權移交時，儘管他不認為「一國兩制」會是完美的選擇，但已是香港最好的出路，可確保香港的價值不變。
他曾以學生身份參加基本法起草諮詢工作，畢業後一直在大學讀書和教書，後來以法律學者身份向政府、政黨給予意見；2001年，一度獲香港政府頒授榮譽勳章，表揚他推動《基本法》作出的貢獻。
他不是一個運動人士，沒有社區事務經驗，被稱為「象牙塔中的人」，只講理論而忽略現實，他過往對香港民主發展提出的意見沒有得到重視。
但他提出「佔中」時，一呼百應的程度遠超想像。2013年，泛民主派內溫和和激進勢力誓不兩立，在鷹派作風的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管治下，各界對香港有「真普選」不抱希望。戴耀廷突然以溫和學者身份，在《信報》撰寫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爭取真正的普選。
「學者是否很憤怒？」這篇文章猶如一枚震撼彈，牽動整個民主陣營和公民社會。
他自己本身沒有參與社會運動，缺乏帶領組織的經驗和能力，最終，他選擇了參與民主運動幾十年的朱牧師，和推動公民社會的陳健民。兩人有豐富社區工作經驗，80年代已開始爭取興建東區醫院，2002年起，他們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的核心成員，推動各專業界別、學術界和宗教界參與議政。
朱耀明得知戴耀廷邀請他時感到驚訝，70多歲的他已經退休，2008年又曾經患了一場大病，起初也懷疑自己是否有力參與。
「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我不會不幫助有需要的人，現在戴耀廷和陳健民為公義作出這麼大犧牲，我不能讓自己的弟兄孤單上路。」
在香港，朱耀明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立場鮮明，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其電影般的成長經歷，打動幾代香港人。
朱耀明童年時期被父母遺棄，在中國大陸由祖母撫養，祖母過世後，他單獨到香港，過著流浪街頭的孤兒生活，曾在樓梯底下當擦鞋童求生，也曾露宿街頭被人驅趕，輾轉到一間學校當校工，才有機會讀書，後來修讀神學，把自己託付基督教。這段經歷和信仰成為他日後關注基層的動力。
他在1978年成為牧師，為社區爭取興建東區走廊和東區醫院，開始在公眾領域亮相。在中國「八九民運」，他是協助民運人士流亡海外的「黃雀行動」核心人物，亦因為加入支聯會而為人熟悉。
陳健民說，被邀請參與「佔中」那刻，與戴耀廷完全不相熟，只是在學術界要發聲明，兩人才會通一下電話和電郵。起初，他覺得戴耀廷是「傻人」，「佔中」成功率只有5%，但當年別無其他辦法，「哪怕只有5%，正確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去做」。
陳健民是喜歡走入群眾的社會學者，主力推動公民社會發展。過去十幾年，他踏遍中國大陸多個角落，傳播公民社會的理念，支援和培訓眾多非政府組織及建立基金會。四川地震的公民社會元年，他功不可沒。他亦打入商界和政府，成為中國大陸政府的智囊，非一般香港學者所能成就。
發起「佔中」意味陳健民要放棄在中國大陸的一切，為了保護在大陸與他有關連的人，他辭去所有非政府組織的理事和顧問工作。他當時切割大陸工作，並沒有很大掙扎，因為香港是他長大、有感情的地方。
運動的成與敗
「佔中」運動自提出的那一刻便具有爭議，公民抗命理論中的「違法達義」，不是所有人均認同。建制派認為佔領道路干擾市民生活，而且「佔中三子」違法行為，「教壞年輕人」，造成了年輕人轉趨暴力的伏筆，進一步撕裂社會—雖然許多民主派人士會予以反駁，認為政府政策失誤無法疏導社會的不滿。
他們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做法是否可行，備受民主派內外人士的質疑，一些激進派把這場運動視為「革命」。
「佔中」前約一個月，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831決定」，訂明香港行政長官選舉要由一個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先作提名，再供選民投票。這個委員員大部分是親北京陣營的人。
但這場「大龍鳳」沒有跟隨「佔中三子」的計劃進行。他們原本要求參與者簽署承諾書，在中環和平佔領等候被捕，估計參與人數只有幾千人。戴耀廷說，這應該是「中年人運動」，不想學生承擔法律責任，但做法得不到年輕人認同。
「佔中」前，學生組織游說公眾「公民提名」，發起「預演佔中」，繼而宣佈罷課。9月26日，學運領袖黃之鋒在「佔中三子」不知情下，突然號召群眾衝入公民廣場，他們被警方重重包圍下，激發大批市民到現場聲援。
學生在運動採取更大的主導性，兩個世代對運動的模式以及實際目標不一樣，各有各自的盤算。
「學生世代不滿中年人做得太慢，」戴耀廷和陳健民都認為，回看這場運動，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他們忽略了世代之間的矛盾，不夠理解年輕人的憤怒以及想參與運動的方式。
另一個超出三人預期的是政府打壓的力度，9月28日，群眾在金鐘衝出夏慤道後不久，警方便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持槍警察舉起「速離否則開槍」的標語。
「佔中三子」早已協議，警方動用催淚彈，便呼籲群眾離開，但示威者不走，銅鑼灣、旺角也出現佔領區。79日的佔領在這天開始。金鐘佔領區大部分時間相對平靜，會有人回收垃圾或自建學生自修室，示威的和平理性，讓國際社會感到驚訝，一方面突顯示威者的情操，但也有不少聲音提出，這種無休止的和平佔領到底能否達到目的。
2014年10月21日，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學生們在鏡頭前公開對話，但政府沒有作出關鍵性的讓步，學生選擇關閉對話的大門。「佔中三子」認為，如果沒有談判，就應該退場，但說服不了學生與佔領區示威者。
整場運動已經沒有清晰的領導層，有「去大台化」的現象，沒有一方能夠代表整體示威者。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李立峰曾經在運動期間到佔領區做民意調查，只有6.5%的受訪者表示，是響應和支持「佔中三子」而參與佔領行動，八成多的人認為運動是「為保障香港自由」，以及「爭取無篩選的普選」，高達七成人是「支持和保障學生」。
從中可見，雖然「佔中三子」是運動的發起人，但運動爆發後，主導權不在他們手裏，也沒有群眾的號召力。
「整場運動，不是什麼領袖主導，」戴耀廷承認三子無法帶領群眾，「我們是否不夠深思熟慮？當然也可以這樣說。」
「和理非」的示威模式也有所改變，佔領運動後期，示威者帶著頭盔衝擊警方防線，三人同樣無法勸阻，最終決定退場，選擇到警署自首，承認「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
運動最後清場當天，警方在佔領區逐一把留下來的示威者抬走，三人不在此列。
佔領運動如果以推翻「831決定」或是爭取真普選為標凖，這是失敗的，但三人認為，這場公民抗命能夠有政治啟蒙的效果。
朱耀明說，一場運動的成敗，並非由一個即時的制度改變可以定奪，更重要的是運動的影響力，改變了多少人心。
「我們被告上法庭，是為了香港的民主和公義，我們願意接受審判，人們會反思為何學者、牧師要坐牢，一旦有了反省，可以喚醒香港人的抗爭，對不公義的制度站起來發聲，」朱耀明說。
運動以後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街頭爆發一場騷亂，多名示威者身陷囹圄，連民主派中人也認為這場騷亂是「暴力事件」；同年，青年新政梁頌衡和遊蕙楨在議會上高舉「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以及在宣誓時以「支那」稱呼中國，兩人與另外多名當選議員被褫奪議席；2018年，「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被政府下令取締。
陳健民說，當權者無法滿足年輕人對民主訴求，就預示到香港會有一群人走向激進和「港獨」，政府持續打壓下，「港獨」無法走向組織化，街頭抗爭牽涉過份武力會換來牢獄代價，結果年輕人之間出現一種無力感，很多人變得「犬儒化」，認為沒事情可以做去改變未來，嚷著要移民。
陳健民說，這將會是香港民主運動未來面對的課題，東歐國家幾十年前爭取民主化進程也出現這種運動低潮，現在可以做的是加強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及謹守崗位，在被打壓時，站出來說不。
人權組織多次表示，憂慮香港言論自由收窄，司法獨立成疑。英國國會一份委員會報告直言，香港走向「一國1.5制」，中國對待香港的方式，似乎是想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有違中英聯合聲明。
陳健民對香港未來感到悲觀，短期內不認為香港有「真普選」，但今年60歲的他表示不願放棄。本來，他有機會離開這個城市，但他因為深愛香港而拒絶。他辭去中大教席，希望把大學的講堂移師到社區，放下教授身段，更貼近基層和普通市民。
戴耀廷說，日後會繼續留在公民社會，不會奕棄爭取民主，佔領行動後，他嘗試在選舉上協調民主派（雷動計劃），又希望培訓人材深入社區參與區議會選舉（風雲計劃），但成效備受質疑，甚至有人認為他幫倒忙。
另一方面，他不斷撰寫有關「港獨」的文章，他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獨」，但不斷測試香港有言論自由，結果，他成為親中媒體批評的對象。
「可能有些人好灰心，覺得好無力，在這環境之下，希望他們看到仍然有人未放棄，仍然會堅持，當機會來到時，再一同為香港做點事，」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