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三子」被判有罪前獨家自白:雨傘運動的反思,公民抗命的代價

2019-04-09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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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左)、戴耀廷(中)、陳健民被稱為佔中三子。(BBC中文網)

朱耀明(左)、戴耀廷(中)、陳健民被稱為佔中三子。(BBC中文網)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都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佔中環發起人戴耀廷在結案陳詞時說。

2013年,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學者陳健民與牧師朱耀明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佔領中環」)的運動,「佔中三子」希望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佔領中環要道來爭取普選,結果造就了2014年一場大規模佔領行動(又稱「雨傘運動」)。催淚彈與79日的佔領成為這一代香港人的印記。

他們和另外六人(合稱「佔中九子」)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周二(4月9日)被法院裁定多項罪名成立,佔中三子均被判串謀犯公罪妨擾罪子成立,另外戴耀廷和陳健民再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

戴耀廷在進入法庭前呼籲外界要堅持下去,「爭取香港民主」,陳健民表示他對發起佔中運動無怨無悔,而朱耀明就認為無論裁決結果如何都不應灰心,繼續努力為香港爭取應有權益。

人權組織形容政府「秋後算賬」,佔中三子與其他被捕人士是「政治犯」。反對他們的人就認為是罪有應得,應該予以「重判」。

宣判前,「佔中三子」接受BBC中文專訪,表示面對官非已經做好入獄的心理凖備,認為這是公民抗命的代價。在訪問中,他們憶述佔領行動的細節以及各種反思,如果歷史可以重來,可以改善的地方是什麼?香港未來如何走出自己的路?這次,由他們的故事重頭說起。

法院外聚集了大批佔中三子和另外同樣因為佔中被控的六人的支持者。
法院外聚集了大批佔中三子和另外同樣因為佔中被控的六人的支持者。

兩個學者、一個牧師

54歲的戴耀廷名校出身,大學選修法律,是因為他覺得世上許多大人物都是法律出身,這位學生會活躍分子常常思考中國與民主、憲政之間的關係。他自言對中國抱有濃厚情感,心底渴望中國走向富強,然後走向民主。中英談判香港主權移交時,儘管他不認為「一國兩制」會是完美的選擇,但已是香港最好的出路,可確保香港的價值不變。

他曾以學生身份參加基本法起草諮詢工作,畢業後一直在大學讀書和教書,後來以法律學者身份向政府、政黨給予意見;2001年,一度獲香港政府頒授榮譽勳章,表揚他推動《基本法》作出的貢獻。

他不是一個運動人士,沒有社區事務經驗,被稱為「象牙塔中的人」,只講理論而忽略現實,他過往對香港民主發展提出的意見沒有得到重視。

但他提出「佔中」時,一呼百應的程度遠超想像。2013年,泛民主派內溫和和激進勢力誓不兩立,在鷹派作風的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管治下,各界對香港有「真普選」不抱希望。戴耀廷突然以溫和學者身份,在《信報》撰寫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爭取真正的普選。

「學者是否很憤怒?」這篇文章猶如一枚震撼彈,牽動整個民主陣營和公民社會。

文章出現後,多個團體邀請他會面討論公民抗命的可行性。他認為當時的民主運動,需要不隸屬任何政黨的人,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才會有號召力。

他自己本身沒有參與社會運動,缺乏帶領組織的經驗和能力,最終,他選擇了參與民主運動幾十年的朱牧師,和推動公民社會的陳健民。兩人有豐富社區工作經驗,80年代已開始爭取興建東區醫院,2002年起,他們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的核心成員,推動各專業界別、學術界和宗教界參與議政。

朱耀明得知戴耀廷邀請他時感到驚訝,70多歲的他已經退休,2008年又曾經患了一場大病,起初也懷疑自己是否有力參與。

「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我不會不幫助有需要的人,現在戴耀廷和陳健民為公義作出這麼大犧牲,我不能讓自己的弟兄孤單上路。」

在香港,朱耀明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立場鮮明,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其電影般的成長經歷,打動幾代香港人。

朱耀明童年時期被父母遺棄,在中國大陸由祖母撫養,祖母過世後,他單獨到香港,過著流浪街頭的孤兒生活,曾在樓梯底下當擦鞋童求生,也曾露宿街頭被人驅趕,輾轉到一間學校當校工,才有機會讀書,後來修讀神學,把自己託付基督教。這段經歷和信仰成為他日後關注基層的動力。

他在1978年成為牧師,為社區爭取興建東區走廊和東區醫院,開始在公眾領域亮相。在中國「八九民運」,他是協助民運人士流亡海外的「黃雀行動」核心人物,亦因為加入支聯會而為人熟悉。

陳健民說,被邀請參與「佔中」那刻,與戴耀廷完全不相熟,只是在學術界要發聲明,兩人才會通一下電話和電郵。起初,他覺得戴耀廷是「傻人」,「佔中」成功率只有5%,但當年別無其他辦法,「哪怕只有5%,正確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去做」。

陳健民是喜歡走入群眾的社會學者,主力推動公民社會發展。過去十幾年,他踏遍中國大陸多個角落,傳播公民社會的理念,支援和培訓眾多非政府組織及建立基金會。四川地震的公民社會元年,他功不可沒。他亦打入商界和政府,成為中國大陸政府的智囊,非一般香港學者所能成就。

發起「佔中」意味陳健民要放棄在中國大陸的一切,為了保護在大陸與他有關連的人,他辭去所有非政府組織的理事和顧問工作。他當時切割大陸工作,並沒有很大掙扎,因為香港是他長大、有感情的地方。

運動的成與敗

「佔中」運動自提出的那一刻便具有爭議,公民抗命理論中的「違法達義」,不是所有人均認同。建制派認為佔領道路干擾市民生活,而且「佔中三子」違法行為,「教壞年輕人」,造成了年輕人轉趨暴力的伏筆,進一步撕裂社會—雖然許多民主派人士會予以反駁,認為政府政策失誤無法疏導社會的不滿。

他們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做法是否可行,備受民主派內外人士的質疑,一些激進派把這場運動視為「革命」。

「佔中」前約一個月,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831決定」,訂明香港行政長官選舉要由一個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先作提名,再供選民投票。這個委員員大部分是親北京陣營的人。

「佔中三子」及民主陣營認為這是有篩選的選舉,並非「真普選」,這個決定激發更多人不滿。當時正籌備「佔中」的戴耀廷已經表明,運動在「這階段已失敗」,繼續佔領行動,只是一場「大龍鳳」,鼓勵更多人關心和參與政治。

但這場「大龍鳳」沒有跟隨「佔中三子」的計劃進行。他們原本要求參與者簽署承諾書,在中環和平佔領等候被捕,估計參與人數只有幾千人。戴耀廷說,這應該是「中年人運動」,不想學生承擔法律責任,但做法得不到年輕人認同。

「佔中」前,學生組織游說公眾「公民提名」,發起「預演佔中」,繼而宣佈罷課。9月26日,學運領袖黃之鋒在「佔中三子」不知情下,突然號召群眾衝入公民廣場,他們被警方重重包圍下,激發大批市民到現場聲援。

學生在運動採取更大的主導性,兩個世代對運動的模式以及實際目標不一樣,各有各自的盤算。

「學生世代不滿中年人做得太慢,」戴耀廷和陳健民都認為,回看這場運動,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他們忽略了世代之間的矛盾,不夠理解年輕人的憤怒以及想參與運動的方式。

戴耀廷
戴耀廷說,如果知道往後發生這麼多事,他或會思考一下會否提出公民抗命。
催淚彈。
這一代香港人難以忘記的催淚彈畫面。

另一個超出三人預期的是政府打壓的力度,9月28日,群眾在金鐘衝出夏慤道後不久,警方便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持槍警察舉起「速離否則開槍」的標語。

「佔中三子」早已協議,警方動用催淚彈,便呼籲群眾離開,但示威者不走,銅鑼灣、旺角也出現佔領區。79日的佔領在這天開始。金鐘佔領區大部分時間相對平靜,會有人回收垃圾或自建學生自修室,示威的和平理性,讓國際社會感到驚訝,一方面突顯示威者的情操,但也有不少聲音提出,這種無休止的和平佔領到底能否達到目的。

2014年10月21日,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學生們在鏡頭前公開對話,但政府沒有作出關鍵性的讓步,學生選擇關閉對話的大門。「佔中三子」認為,如果沒有談判,就應該退場,但說服不了學生與佔領區示威者。

整場運動已經沒有清晰的領導層,有「去大台化」的現象,沒有一方能夠代表整體示威者。

燈光
 
參與者中不乏年輕學生。
參與者中不乏年輕學生,很多人也在佔領區度過多個晝夜。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李立峰曾經在運動期間到佔領區做民意調查,只有6.5%的受訪者表示,是響應和支持「佔中三子」而參與佔領行動,八成多的人認為運動是「為保障香港自由」,以及「爭取無篩選的普選」,高達七成人是「支持和保障學生」。

從中可見,雖然「佔中三子」是運動的發起人,但運動爆發後,主導權不在他們手裏,也沒有群眾的號召力。

「整場運動,不是什麼領袖主導,」戴耀廷承認三子無法帶領群眾,「我們是否不夠深思熟慮?當然也可以這樣說。」

「和理非」的示威模式也有所改變,佔領運動後期,示威者帶著頭盔衝擊警方防線,三人同樣無法勸阻,最終決定退場,選擇到警署自首,承認「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

三人在運動正式結束前已提早離場,到警署自首。
三人在運動正式結束前已提早離場,到警署自首。

運動最後清場當天,警方在佔領區逐一把留下來的示威者抬走,三人不在此列。

佔領運動如果以推翻「831決定」或是爭取真普選為標凖,這是失敗的,但三人認為,這場公民抗命能夠有政治啟蒙的效果。

朱耀明說,一場運動的成敗,並非由一個即時的制度改變可以定奪,更重要的是運動的影響力,改變了多少人心。

「我們被告上法庭,是為了香港的民主和公義,我們願意接受審判,人們會反思為何學者、牧師要坐牢,一旦有了反省,可以喚醒香港人的抗爭,對不公義的制度站起來發聲,」朱耀明說。

運動以後

佔領運動之後,民主派陣營冒出不少新面孔,有人以「自決」(公投決定香港前途)、「港獨」作號召,本土派勢力急速擴大,但這股新勢力很快被香港政府追擊。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街頭爆發一場騷亂,多名示威者身陷囹圄,連民主派中人也認為這場騷亂是「暴力事件」;同年,青年新政梁頌衡和遊蕙楨在議會上高舉「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以及在宣誓時以「支那」稱呼中國,兩人與另外多名當選議員被褫奪議席;2018年,「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被政府下令取締。

2016年的農曆新年旺角騷亂。
2016年的農曆新年旺角騷亂,火燒旺角的場面是近年最嚴重的警民衝突。

陳健民說,當權者無法滿足年輕人對民主訴求,就預示到香港會有一群人走向激進和「港獨」,政府持續打壓下,「港獨」無法走向組織化,街頭抗爭牽涉過份武力會換來牢獄代價,結果年輕人之間出現一種無力感,很多人變得「犬儒化」,認為沒事情可以做去改變未來,嚷著要移民。

陳健民說,這將會是香港民主運動未來面對的課題,東歐國家幾十年前爭取民主化進程也出現這種運動低潮,現在可以做的是加強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及謹守崗位,在被打壓時,站出來說不。

人權組織多次表示,憂慮香港言論自由收窄,司法獨立成疑。英國國會一份委員會報告直言,香港走向「一國1.5制」,中國對待香港的方式,似乎是想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有違中英聯合聲明。

陳健民對香港未來感到悲觀,短期內不認為香港有「真普選」,但今年60歲的他表示不願放棄。本來,他有機會離開這個城市,但他因為深愛香港而拒絶。他辭去中大教席,希望把大學的講堂移師到社區,放下教授身段,更貼近基層和普通市民。

戴耀廷說,日後會繼續留在公民社會,不會奕棄爭取民主,佔領行動後,他嘗試在選舉上協調民主派(雷動計劃),又希望培訓人材深入社區參與區議會選舉(風雲計劃),但成效備受質疑,甚至有人認為他幫倒忙。

另一方面,他不斷撰寫有關「港獨」的文章,他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獨」,但不斷測試香港有言論自由,結果,他成為親中媒體批評的對象。

戴耀廷坦言,現在無論街頭或議會抗爭,都爭取不了制度的改變,現在只有默默深耕細作。

「可能有些人好灰心,覺得好無力,在這環境之下,希望他們看到仍然有人未放棄,仍然會堅持,當機會來到時,再一同為香港做點事,」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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