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北京等4年秋後算帳雨傘運動,香港自治與法治都受審

2018-11-2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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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至12月的香港「雨傘運動」,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群眾政治運動。(Maxlmn @ Wikipedia / CC BY 2.0)

2014年9月至12月的香港「雨傘運動」,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群眾政治運動。(Maxlmn @ Wikipedia / CC BY 2.0)

雨傘運動大審判十一月十九日上午正式在西九龍法院上演,首先登場的九位被告包括推動佔中核心三子戴耀庭、陳建民及朱耀明,至於其他被告明顯是經過政治考慮而選出,遍及整個泛民主派陣營,包括公民黨陳淑莊、民主黨李永達、社民連黃浩銘、獨立民主派邵家臻、學聯張秀賢及鍾劍華等。對這「佔中九子」的控罪更是精挑細選,希望達到嚴打重判的政治目標。

精心設計的政治審判

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用公民抗命方式,犯法之後再認罪,爭取庭上自辯機會,以此來喚醒香港人爭取真普選。但整件事的發展出現兩大轉折,令佔中運動變成雨傘運動,也令整個審判變成政治迫害。

首先佔中之所以離開原先計畫,是由學生罷課開始,觸發點是罷課結束當晚學民思潮及學聯策畫佔領公民廣場行動,警方處理失當,強行清場帶走學生領袖一直扣押,結果導致大批市民在九月二十七日湧到政府總部聲援。

當時警方準備封閉政府總部,阻止群眾進入,但因人數太多結果取消。市民進入政府總部進行和平集會,三子到場宣布佔中開始。九月二十八日市民繼續響應學生號召,中午開始從四方八面湧入政總,要求警方盡快釋放學生領袖。但這次警方一意孤行不理人潮洶湧,強行宣布封閉總部。

第二個轉折佔路運動其實是被迫出來的,而非早有預謀,因為原定的佔領中環計畫是在十月二日公眾假期「佔領」,等警方清場抬走就結束。

九月二十八日由地下鐵站湧上地面的群眾,被擠壓在狹窄的行人路上,多次要求警方開路不果,佔領馬路由此展開。群眾一排又一排擠在添美道政府總部入口主幹道,雙方在圍欄前對峙,警方發射胡椒噴霧,市民用雨傘抵擋,突然前排圍成人牆的警員戴上防毒面具,後排警員向天發射多枚催淚彈,之後就是大家在電視見到的場面了。

沒有獨立單位調查真相

這些基本事實是我在現場親身目睹,但為何政府檢控時卻將佔領中環與金鐘的佔路事件爆發混為一談,無視九月二十八日佔路事件的原因及其偶發性。更謊謬的是,觸發雨傘運動的黃之鋒、周永康等帶頭佔領公民廣場學生,早已經被判罪及服刑,但更謊謬是,在佔中九子開審的同一天,香港法庭頒下判詞,指政府阻止市民在公民廣場集會示威是違憲行為。

一九六六年香港天星渡海小輪加價,年輕人蘇守忠站在天星碼頭一張摺凳上抗議,翌日爆發九龍彌敦道騷亂。騷亂平息後,總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邀請蘇守忠及參與者向法官作供,並發表《一九六六年九龍騷亂調查報告》。

而雨傘運動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時間最長的公民抗命行動,但四年來政府拒絕進行任何獨立調查,交代究竟是誰下令封閉政府總部,導致群眾佔路?是誰下達發射催淚彈命令?究竟當晚警方展示會向示威者「開槍」的標語橫額是否為真正命令?若是則由誰下達?

這四年來特區政府所做的不是要與社會和解,所以沒有任何真相獨立調查及政治交代,只是全力執行共產黨的強硬政策,清算傘運的發起人及核心參與者,向挑戰中共權威的香港人報復。

另一個超出佔中核心估計的是嚴苛的控罪。過去多年政府一直是沿用殖民地年代的《公安條例》規管社會運動,佔中人士相信會被政府用非法集結罪起訴,該控罪的最高刑罰為入獄五年。但一般涉及示威的非法集結罪,多數在裁判法院審理,即入獄也不會超過一年;初犯者多判社會服務令,毋須監禁服刑。

這次政治大審判政府不用《公安條例》,改控「公眾妨擾罪」,這控罪本來只是處理輕微罪行,如噪音、吐痰,多罰款了事。但若這些行為嚴重到影響公眾層面,例如堵塞公路,令公眾造成妨礙或影響等,可以引用普通法,以刑事檢控方式控告妨擾罪,最高刑罰達七年。這公眾妨擾罪屬普通法,不像非法集結罪有清晰界定。

以普通法起訴,最高重判七年

九人另一控罪是「煽惑罪」,煽惑不同刑事罪行中的教唆罪,其定義粗鬆兼模糊,舉證門檻低。三子之一中大社會系教授陳健民於出庭後解釋,「煽惑他人煽惑」在香港並無先例,澳洲法庭亦已裁定此控罪違憲,控方更於庭上提出大量有關個人言論的證據,擔心此先例一開,將會不合理地限制香港的言論自由,甚至成為港府清洗香港反對力量的手段,產生寒蟬效應。

政府對整個審判的部署及謀畫,令人不寒而慄,其目標是要追究雨傘運動的刑事責任?還是要通過所謂嚴打重判,收縮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空間呢?

此案出現的種種不尋常現象,包括幾位被告曾在一四年十二月三日向警方自首,於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被捕,當時被警誡可能觸犯未經批准集結的罪行。但在一七 年三月二十七 日,林鄭月娥當選為特首翌日,九名被告再次被捕,罪名卻已改為普通法中的合謀、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造成公眾妨擾,可重判七年監禁。

事發四年在林鄭月娥上場後才提控,而所選擇的起訴對象遍及整個主流泛民,動用罕見的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罪做檢控,無一不顯示背後的政治計算。拖延四年是為了逐步令被起訴者孤立無援,意圖令香港人及國際社會遺忘。當關注程度下降,政府就能夠為所欲為,無所顧忌,不用考慮因重判而觸發大規模的社會行動,佔領運動再起。

這次審判更重要的是,究竟香港的法院背後有沒有黨委指示判案。昔日黃之鋒等人在公民廣場案中,上訴庭推翻原審社會服務令判決,重判學生入獄,上訴庭法官頒下了十分保守並充滿政治性的判詞,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才成功翻案。當時大家已經關注到香港司法界在處理政治案件時,能否維持獨立,不受「黨委」影響。

中美角力之際,政治審判上場

特區政府機關算盡,但偏偏開審前遇上中美新冷戰開始,香港問題成為中美角力場所,美國國會有關委員會質疑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優惠,如獨立關稅區、豁免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等,是否應該取消,而美方的理據是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受破壞。

特首林鄭月娥近兩年緊貼北京中央強硬路線,事事亮劍,包括取消議員資格、禁止被指控不擁護《基本法》的人參選、用殖民地惡法對付「民族黨」、禁止不聽話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資深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入境。佔中案的判決會進一步加深美國認為香港已成內地城市的定性,認定共產黨已徹底控制香港。

假若香港司法制度無法擋住這場政治審判,同樣表示香港法治已完全向政治低頭,法官已經「新加坡化」,懂得如何向權力獻媚。因為政治檢控一旦得逞,將會陸續出現,尤其是林鄭月娥成功以公眾妨擾及煽惑罪大幅收窄言論自由空間,由中共撐腰的特區威權統治成功佔領社會各領域。其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已無大作用,只要懂得運用殖民地惡法,加上司法機關配合,又何需勞師動眾呢?

戴耀廷上庭後公開表示,這是政治審判,而審訊也得到了國際上關注,他相信在這案中受審的不只是他們九個人,而是連同香港的高度自治及法治,都要被審判。(本文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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