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張鈞凱專欄：當台灣「人人都貢獻一點惡」

音樂教父羅大佑接受唐湘龍專訪，在節目中痛批綠色執政「不要臉」，斥責一眾「文化人」拿政府補助、與政治權力站在一起，感嘆台灣越來越多人選擇沉默噤言。羅大佑每一點都精準無比，只是擅長選舉的民進黨，由蔡英文發動，將其原意扭曲為歧視未生育的女性，進而開啟鋪天蓋地的抹黑攻擊。儘管有人因此認為羅大佑乃「失言」，但綠營的操作反而讓這集節目流傳得更廣，也讓羅大佑的尖銳批判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

在筆者看來，面對民進黨的各種倒行逆施，以及隨著「洋流」而起的自我吹捧，也引起了反作用力，許多知識分子願意站出來批評和示警。例如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筆耕不輟，指出「洋流」背後所隱藏的「類法西斯」危險，包括階級劃分、指認內敵、末日敘事、民間獵巫，以及排除性政治等傾向，從而引來反對聲浪與人身攻擊，還有自稱其學生因此反目成仇。

在羅世宏教授發難之後，兩位資深媒體人楊渡與徐宗懋接力而起。徐宗懋認為，民進黨的動員模式，根本就是「極右法西斯」，包括打造個人崇拜、以「反共」為名進行思想審查、透過國家機器與行政權力壓制異見，基本是太陽花民粹街頭運動的延續。而楊渡則以召喚社會良心的筆法，指明民進黨正在進行式的「社會控制總動員」，特別是沈伯洋成立的「黑熊學院」，其本質幾近希特勒（Adolf Hitler）的「褐衫軍」，以及烏克蘭的納粹組織「亞速營」。

楊渡話說得直白：「學者羅世宏說沈伯洋現象是『類法西斯』，他太客氣了，本質上就是法西斯。」徐宗懋也在其臉書挑明：「洋流是標準法西斯」。在這波對於台灣政治現狀進行反思的浪潮中，其實羅大佑可說是接續羅世宏、楊渡與徐宗懋等人的延長線，對於「法西斯化」痛心疾首地提出警告，只是他的用語夠接地氣，沒有使用「法西斯」三個字，但其所思所言，無不提醒台灣人們正在走在「法西斯化」的道路上。

當然，反對「法西斯化」看法的人很多，反撲的力道很大。在許多人眼裡，民進黨的做法叫做「民主防衛韌性」，而不是「法西斯」；也有不少人說，法西斯的定義太多、太模糊，學界基本沒有通行的定見，因此不能用「法西斯」來界定今日台灣民主政治的氛圍。他們甚至認為，「洋流」崛起、打壓陸配、圍剿異見、不副署法案、國安法辦人等等的做法，才是「民主」的展現，以維持「民主」的「純粹」與「淨化」。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今年選舉易燃物特別多，打火機不是蔡英文 ｜ 更多文章 ）

事實上，筆者去年主編出版《人民的風席捲著我：聶魯達等國際詩人反法西斯詩選》，便是已經感受到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法西斯化風氣正在彌漫，因此希望以文學詩歌的方式來喚醒人心。該書前言援引了親歷阿根廷右翼軍政府「骯髒戰爭」（Dirty War）國家恐怖主義的歷史學家芬切斯坦（Federico Finchelstein），在其著作《法西斯謊言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Fascist Lies）所強調，當代民粹主義的崛起，從思想內在聯繫來看，其實就是法西斯主義在戰後適應民主制度，所延續下來的新篇章；而其最大的特徵即對歷史發起戰爭，用絕對正確的領袖神話來毀滅歷史。有鑑於此，芬切斯坦主張：「抵制反自由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抬頭的衝動，不僅是以投票和示威遊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捍衛歷史。」

近十年來，我們親眼所見的是，台灣被政客利用民族分裂悲劇操縱出來的仇恨動員，尤其是宛若納粹親衛隊（SS）般的青鳥黑熊橫行，對社會內部進行「非我族類」的獵巫清洗。以陸配、陸生等往來兩岸的群體為指涉對象，被冠以「第五縱隊」之罪名，大行右翼排外與排他運動。而在政治上，行政部門高度獨裁化，透過歷史教育扭曲、改寫歷史，以「台美友好」之名，與加薩種族滅絕的美、以共犯結構沆瀣一氣。而這一切惡化中的罪行，全部都以「民主」為名，加以合理化與正當性。

事實上，爭辯台灣並非「法西斯」或「類法西斯」，可說是毫無意義。因為從歷史經驗來看，在「法西斯化」或「納粹化」的過程中，身處其中的當事人，會感受到自己正在行惡嗎？中國大陸最近翻譯出版《一個村莊的陷落：納粹如何瓦解日常生活》（A Village in the Third Reich: How Ordinary Lives Were Transformed by the Rise of Fascism），這本書非常值得台灣人一讀。兩位女性作者指出，連隱藏在巴伐利亞山脈深處的風景小鎮奧伯斯特多夫（Oberstdorf），當納粹主義往各地蔓延時亦無法倖免，普通村民是如何一步步支持或佯裝順從政權，最終為自己帶來了痛苦與毀滅。

除此之外，美國心理學家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在其名著《納粹醫生：醫學屠殺與種族滅絕心理學》（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也提及，席捲性的意識形態瘋狂，成為一種「集體庇護」，讓一個普通人或一個醫學菁英，在進行殘忍惡行之時，內心裡卻依然自我認定是一介「好人」。為該書中譯本撰寫導言的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劉瑜，語帶感嘆地寫道：「一個『壞人』作惡並不稀奇，一個『好人』作惡才成為悲劇。正是因為納粹悲劇的形成並不需要每個人都變成惡魔、只需要『人人都奉獻一點惡』……與其說是納粹的危險，不如說是我們每個人自身都蘊藏的危險。」

今日台灣人忘記如何生氣、忘記如何憤怒，有更多的人選擇趨炎附勢，與政治權力同行。每個人都自認為是在為善，實則「人人都奉獻一點惡」。為何對此不是麻木不仁，就是獻身其中呢？我們同樣能在法西斯擴張的歷史中找到答案。德國作家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的回憶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有一段描繪希特勒崛起的文字，讀來令人驚駭，卻也看到了台灣當下的影子：「當這一切可憎、污穢、令人作嘔的事物發揮到了極致，反而產生了不可思議的魅力。」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今年選舉易燃物特別多，打火機不是蔡英文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原鄉人文化工作室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