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長洪申翰深陷引進印度移工之亂，隨即拋出「兩大前提」緩假輿論，一為「企業端是否具有實際需求」，二為「印方提出的執行方案是否符合我方把關標準」。表面上看似設下門檻，實際卻是在政治責任上公然卸責。兩項條件不僅缺乏主導角色，還將關鍵責任甩鍋，儼然只是對於自身「政治風險管理」。
「企業需求」置於第一條件，本身就是讓人質疑的政策前提，目前台灣產業結構長期依賴低薪勞力，企業單位對外籍移工可說供不應求，除了「人力不足」現況，往往還有「成本壓低」的政策考量。事實上，在薪資與勞動條件未改善的結構下，任何企業對於印度勞工怎麼會沒「人力需求」？，洪申翰以此作為政策開放條件，等同於將引進政策交由資方決定，降格國家對勞動市場的主導責任。
「印方執行方案須符合我方要求」，定義模糊且難政策執行，台灣社會對移工的「失聯問題」與治安風險存有普遍疑慮，失聯移工及治安死角已是社會破口，而勞動部以「印方方案符合要求」作為設限，也無具體說明如何進行跨國背景審查，例如性騷擾或性犯罪紀錄，如何確保犯罪紀錄能被有效辨識與徹底淘汰，已把政府承諾交給由印度決策。
洪申翰所謂的兩大前提顯然是保命符，未對引進印度勞工規劃配套，反而像是政治語言，還同時把政治責任作了風險管理。 （相關報導： 「印度移工元年」台灣為何炸鍋？飆破3.6萬人喊中止引進 勞動部急拋2大前提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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