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觀點：核電可以辯論，但風險帳本不能模糊

當全球能源結構出現重組，核電議題再次回到公共討論中心。從歐洲部分國家延役既有機組，到亞洲若干經濟體評估新建計畫，「核電復興」成為被頻繁引用的說法。支持者強調穩定供電、減碳效益與產業競爭力；質疑者關注安全風險、廢料處置與世代正義。在拉鋸之間，台灣是否跟進，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

然而，比「要不要核電」更根本的，是另一個問題：如果要討論核電，我們是否準備好，將所有風險與成本誠實攤在陽光下？能源選項可以辯論，風險帳本不能模糊。這不只是能源政策的選擇，也是對國家治理誠信的考驗。

第一，能源轉型艱難。再生能源的間歇性與儲能成本，增加了電力調度壓力；產業對穩定供電的焦慮，也是真實存在。第二，減碳壓力正在加劇。淨零排放成為國際共識，低碳能源組合勢必重新調整。第三，部分國家選擇延役或新建核電機組，理由多半圍繞能源安全與碳排控制。

承認這些現實，是成熟辯論的起點；但承認現實，不等於忽略風險；理解他國選擇，也不等於複製他國條件。台灣的地理環境、人口密度、地震風險、地緣政治位置與電力市場結構，都與多數國家不同。任何能源選項，都必須建立在本地條件之上，而非抽象比較。

核電最核心的治理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風險是否被完整計入決策成本。公共政策有一個基本原則：風險應內部化，成本應由受益者承擔。若某種能源形式帶來重大事故風險、長期除役成本或跨世代廢料負擔，這些潛在成本是否已完整提列？是否有透明機制確保未來支出不會轉嫁給納稅人？

至少有四個問題必須清楚回答：

1. 事故責任與賠償上限為何？是否設有法律上限？若賠償超過上限，是否由國家承擔？
2. 除役成本是否完全提列？基金是否足額？若未來出現缺口，由誰補足？
3. 最終處置場是否確定？若場址未定，是否意味風險被延後，而非解決？
4. 國安風險是否納入評估？在地緣政治緊張的區域，核電設施若成為攻擊目標，其外溢風險是否計入？

若這些問題沒有明確答案，「核電便宜」或「核電穩定」的說法，便可能建立在不完整的帳本之上。

公共政策的正當性，來自資訊透明與決策可問責。對核電這類高度風險、時間跨度極長的政策而言，更需要完整成本揭露，包括：

1. 建置成本與融資結構
2. 運轉期間的保險機制
3. 除役基金累積與精算假設
4. 廢料管理的長期財務規劃
5. 事故風險的情境評估

若政府選擇推動核電，就應提出一份清楚的風險帳本，列出所有成本與風險分配方式，並接受社會檢視。支持者與反對者，都應在同一資訊基礎上辯論。這才是民主社會應有的程序。

核電的爭議，經常被包裝成技術問題：安全係數多高、機組設計多先進、事故機率多低。然而，真正決定風險後果的，往往不是技術，而是制度設計與治理能力。

同樣的技術，在不同制度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監管是否獨立？資訊是否公開？政治壓力是否干預專業判斷？事故通報是否透明？這些問題，比理論上的安全係數更貼近現實。

因此，核電討論的核心，不只是技術可不可行，而是我們的治理結構，是否足以承擔這種風險。

核電涉及特殊的時間尺度。廢料管理可能跨越數十年至上百年。今日的決策，將把風險延伸至尚未出生的世代。這要求決策者採取更審慎的態度。

世代正義不等於反對發展，而是要求在收益與風險之間取得公平分配。若收益集中於當代，而風險長期化、分散化，決策就必須說明其正當性。

核電可以辯論。能源組合沒有絕對答案。但在任何選項之前，都有一條底線：風險必須誠實揭露，成本必須清楚分配，責任必須明確歸屬。

當我們討論核電時，被檢驗的不是某一種技術，而是國家治理的成熟度與誠信度。若制度健全、資訊透明、風險內部化，社會能做出理性選擇；若帳本模糊、責任分散、成本外部化，再多技術辯護，也難以消弭疑慮。

能源政策可以調整，技術可以進步，但治理誠信一旦受損，重建更為困難。與其急於表態，不如先把帳算清楚。

核電是否重啟，是政策選項；風險帳本是否公開，是治理底線。這場辯論，終究關乎我們是否願意誠實面對風險。 （相關報導： 「卓榮泰提新核能是胡說八道」　郭正亮稱核四重啟程序繁複：屆時賴清德都下台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