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九日晚間，台北車站發生震撼社會的無差別攻擊事件。兇嫌張文以煙霧彈製造混亂，持刀砍殺無辜民眾，造成四死十一傷，最終跳樓身亡。這不僅是一樁重大刑案，更是一場對台灣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嚴厲拷問。
案發後，政府展現高度動員姿態：檢警「即抓即押」、街頭見警率全面提升、快打機制升級、反恐部隊待命，政治高層也第一時間要求檢討改革。這些作為，在短期內或許能安撫民心，但社會更關心的是：這一次，政府是否真能走出過往「重大事件發生—全面動員—風頭一過即歸於沉寂」的治安循環？
從犯罪型態來看，本案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下的突發暴力。事前購買煙霧彈、疑似自製汽油彈、精選高人流公共場域、以混亂掩護攻擊，其行為邏輯已高度接近國際上所稱的「類恐攻」或「孤狼式攻擊」。這類事件的殺傷力，並不只在於死傷數字，更在於其對社會心理安全感與國家治理信任的侵蝕。
正因如此，事後僅以「嚴刑峻法」或「強勢執法」回應，恐怕並不足夠。提高見警率、即刻羈押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制度性反思，只是將風險暫時壓下，卻未真正移除引信。
賴總統在案後向警政體系提出改革要求，警政署亦迅速召開高層會議，研擬包括煙霧彈實名制、監視系統整合與快打2.0機制在內的三項改革方向。方向看似正確，但問題在於，這些措施究竟是結構改革，還是事件導向的補救工程？
一、從「實名制」走向「風險導向管理」：補破網不足以防堵孤狼型暴力
煙霧彈與易燃物的「實名制」若僅停留在登記層次，恐流於形式，此一判斷極為關鍵。事實上，國際經驗早已顯示，孤狼式或類恐攻行為的共通特徵，在於其成本低、工具合法或半合法、行為碎片化，單點管制難以奏效。
因此，真正有效的方向，不在於「禁多少」，而在於「怎麼判斷異常」。政府若要避免實名制成為行政負擔，至少應補上三項制度設計：第一，建立跨部會的危險物品購買資料比對與異常通報機制，而非僅由單一機關留存資料；第二，明確界定「高風險購買行為」的判斷標準，例如短期大量購買、跨品項組合購買，並賦予主管機關啟動預警與關懷訪視的法律依據；第三，導入司法監督與資料使用界線，避免因治安之名，反而侵蝕隱私與正當法律程序。
換言之，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實名，而在於政府是否有能力把「資料」轉化為「風險判斷」，否則實名制終究只是事後追查的工具，而非事前預防的防線。
二、監視系統失靈的真正問題，是治理碎裂而非科技落後
北車案暴露出的監視系統問題，並非單純設備老舊或操作疏失，而是典型的「多頭管理、無人負責」。在關鍵基礎設施中，監視系統分屬不同機關、不同標準、不同權責，警方在最需要即時資訊的時刻，卻無法即時調用，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制度性失敗。 （相關報導： 幕後》張文案震動7萬警察大軍！賴清德提「藥單」 快打2.0考驗本職學能 ｜ 更多文章 ）
要補救此一缺陷，政府必須正視一個長期被迴避的問題：監視系統究竟是「設施管理工具」，還是「公共安全基礎建設」？若是後者，就不能再任由各機關各自建置、各自維運。至少在高風險公共場域，應建立三項原則：第一，統一技術與通訊標準，確保警方在緊急狀況下具備即時調閱權限；第二，明確規範平時與緊急狀態下的使用界線，避免因隱私疑慮而導致實務癱瘓；第三，定期進行跨機關演練，而非等到事件發生後才檢討「為何不能用」。
否則，每一次重大事件後的「系統整合承諾」，最終都可能淪為下次事故的重複檢討。
三、快打2.0不能只是「責任加碼」，而必須是「能力升級」
對警察快打2.0機制的疑慮，點出了警政改革最敏感的核心：責任下壓，是否伴隨能力與資源的同步上提。若各級主管被要求第一時間站上指揮線，卻未接受足夠的反恐、重大暴力事件與壓力決策訓練，這樣的改革，無異於將制度風險轉嫁給個人。
因此，快打2.0若要避免成為政治宣示，至少必須補足三個面向：第一，將「類恐攻、隨機重大暴力事件」納入警察常態訓練，而非僅限專責特勤單位；第二，重新檢討指揮鏈設計，避免多頭指揮與層級競逐，確保現場指揮權清楚且穩定；第三，建立事後「決策免責與專業審查」機制，讓第一線外勤主管敢於在高風險情境下果斷作為，而非因事後究責而趨於保守。
沒有制度性保障的「第一線指揮」，只會讓基層承擔更大的心理與法律風險，長期而言，反而削弱警政體系的專業韌性。
改革若只求快，終將再次被現實追上
北車血案後的社會氛圍，要求的是立即行動，這無可厚非；但真正考驗政府的，從來不是「能不能動得快」，而是「能不能改得深」。治安與公共安全，不是靠一次次動員堆疊出來的，而是靠制度長期累積的信任與能力。
若這一次改革，仍止步於事件導向、口號式升級，那麼下一起重大事件發生時，社會仍將面對同樣的質問。人民要的不是更多震撼式宣示，而是一個能在風險來臨前，就已經做好準備的政府。這，才是北車血案留給治安治理最嚴肅的課題。 （相關報導： 幕後》張文案震動7萬警察大軍！賴清德提「藥單」 快打2.0考驗本職學能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