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書在台灣被禁，引發不少關於法律、國安與風險控管的討論。從治 理角度看，審慎本身並非沒有道理。然而，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安全爭議背後， 或許仍有一個更安靜、卻不那麼容易被看見的問題：當跨境交流的管道一個一 個被關上，我們究竟在失去什麼？
這並不只是抽象的政治命題，而是我多年教育與生活經驗中反覆浮現的 現實問題。
1999 年，我在新加坡政府中學任教。一位來自台灣、與我同世代的同 事，有次半開玩笑地問我：“你知道台灣人私下怎麼稱呼你們嗎？” 我回他：“共匪？”
他愣了一下，隨即笑了。我反問：“那你知道大陸怎麼稱呼你們嗎？” 他說：“國匪？”
我說：“不是，是台灣同胞，我們的骨肉兄弟。”
我們兩個都笑了。
這樣的對話，若發生在今日高度情緒化的網路空間，恐怕很難善終；但 在現實互動中，它反而成為卸下標籤、防止誤判的契機。後來，我們的私交， 甚至比不少本地同事更親近。這並非因為立場相同，而是因為語言、生活經驗 與價值關懷仍然構成理解的基礎。
類似的情境，也出現在教學現場。2010 年，我在新加坡一間初級學院教 授“中國通識”。一位來自屏東、家庭立場偏綠的學生，與一位來自哈爾濱、政 治認同偏紅的學生，在中日關係議題上多次激烈交鋒，誰也無法說服誰。但長 時間、面對面的討論，卻讓她們逐漸意識到：理解未必帶來共識，卻能降低將 分歧迅速等同於敵意的傾向。從治理角度看，這種「延遲誤判」的效果，本身 就是一種低成本、卻往往被低估的風險管理機制。
這在今日公共討論中，反而成為一種稀缺能力。
交流的真正功能，從來不在於說服對方，而在於提供一套不斷修正彼此 想像的校正機制。當這個機制消失，極端敘事與單向想像便更容易填補空白。 這種“降溫效應”，並不只存在於制度化場域，也出現在最日常的生活之 中。我太太向來不關心政治，一次回中國東北老家探親，聽鄰居說：“台灣一定 要統一。”她只是回了一句：“人家日子過得挺好的，幹嘛非得打仗呢？” 對話就此沉默。那不是政治判斷，而是一種生活直覺，卻足以讓激烈情 緒暫停。對許多衝突而言，真正難得的從來不是立場改變，而是情緒被暫時降 速。
現實往往比政治想像複雜得多。我也認識一位長期支持民進黨、立場相 當鮮明的台南朋友，但他家中兩個女兒，嫁的都是在美國念書的中國大陸學 生。這不意味立場改變，只說明一件事：交流並未必然侵蝕選擇能力，反而常 常讓立場更具現實感。
因此，真正的問題恐怕不在於“是否警惕交流風險”，而在於：當幾乎所 有交流形式都被視為高風險時，是否迫使社會只能依賴成本更高、也更不可逆 的選項——如情緒動員、外交對抗或軍事阻嚇？
從現實結構來看，台灣在經濟規模、人口體量與國際影響力上，本就不 是強勢的一方。正因如此，保持接觸所帶來的邊際效益，往往更高。開放社會 並不等於無防備社會，它本身具備辨識、消化與調適資訊的能力。
同時，中國大陸的一般民眾，若仍有機會透過交流看見台灣社會真實而 多元的日常運作——制度如何運行、意見如何分歧、生活如何自洽——這些細 節即便難以左右政策走向，卻會在人們的感受中留下印象，並在關鍵時刻，降 低衝突被輕率正當化的空間。
我老家有句話：“見面三分情。”說的並不是親密，而是一種緩衝。當對 方不再只是抽象的標籤與想像中的敵人，誤判就不那麼容易發生。 對台灣而言，讓交流存在，本質上是一種低成本、可回收、且不需要一 次性承擔後果的風險管理方式。它不保證安全，但能讓最壞的情況，來得慢一 點，也難一點。
如果交流並非零和，那麼全面關上它，究竟是在降低風險，還是在改用 成本更高、也更難回頭的方式承擔風險？ （相關報導： 只封小紅書惹議 劉世芳：近日會邀臉書等平台法律代理人會商防詐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新加坡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