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觀點：威權再定義—普京、賴清德與後民主時代的權力形態

鄭麗文一句「普京不是獨裁者」，引起社會譁然。輿論多以憤怒或譏諷回應，卻鮮少有人願意冷靜思考：「獨裁」這個詞，究竟是政治學上的分類，還是被媒體與情緒操作的道德標籤？當政治概念被簡化成道德審判，公共討論就容易被激情帶著走，而忽略了權力運作的結構本質。

在當代政治中，真正的「獨裁」早已不再是單一強人以武力統治的舊式樣貌。它可能披上民主的外衣，通過選舉合法化，利用群眾情緒與媒體話語操控來取得統治正當性。這正是美國學者史蒂芬·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與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以民主之名獨裁》（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提出的核心警告：民主制度往往不是被暴力推翻的，而是被民選領導人一點一滴「合法地」瓦解的。

希特勒便是一個經典例子。他是透過選舉上台的，卻利用法律程序解散國會、打壓言論，最終摧毀了民主本身。這說明，「民選」並不等於「民主」，而是一種形式上的包裝。真正決定一個體制性質的，不是權力如何產生，而是權力能否被制衡、人民是否仍能自由地監督與批評。

從這個角度看普京，就不能僅用西方媒體的道德坐標來判斷。普京確實透過選舉維持統治，但俄羅斯的政治文化與歷史經驗，使他更像是一位「民族強人」——在動盪與混亂中被期待成為國家秩序的象徵。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陷入貪腐與貧困，國家幾乎崩解。普京的崛起代表一種「集體心理的補償」：人民以部分自由換取秩序與尊嚴。這樣的權力交換並非被迫，而是一種被社會默許的「穩定契約」。

同樣的邏輯，其實在亞洲早有先例。新加坡的李光耀治下，媒體受控、言論有限、反對勢力微弱，但國家卻廉潔高效、社會穩定繁榮。西方批評它是威權國家，東方卻視之為成功治理典範。可見，「獨裁」與「民主」並非絕對對立的二元，而是一條權力與效率的光譜。不同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會在自由與秩序之間尋求平衡。

若將視角轉回台灣，我們更該誠實面對：民主制度雖完備，但其運作方式是否真的符合民主精神？當政府壟斷媒體論述、主導輿論節奏、以「防假訊息」、「國安」為由封殺異議時，這仍是民主嗎？當社會動輒以「親中」、「賣台」的帽子去貼標籤，將不同意見者驅逐出公共討論的空間，這種政治文化其實正散發出獨裁的氣味。

尤其在近年台灣政治裡，以罷免作為政治報復的工具，幾乎成為制度化常態。罷免本應是公民監督的最後手段，但在高度對立的社會氛圍下，卻被濫用為「政黨動員」與「群眾清算」的武器。當政治領袖或媒體以「人民的名義」號召報復異己時，那其實正是以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投票固然是民主程序，但發動罷免的心態若出於排除異己、維護權威、懲罰異見，實質上與威權思維並無不同。 （相關報導： 鄭麗文上德國之聲稱「普丁不是獨裁者」　吳志中：歐洲應該不是這樣看的 ｜ 更多文章 ）

「大罷免」只是其中一例。當政府關掉不順眼的電視台、讓輿論場只剩單一聲音時，那是以行政權干預言論自由的表徵；當司法體系成為政治效命的工具，以選擇性辦案、選擇性起訴的方式來維護政權，那便是以法律的形式掩飾政治報復。更令人憂心的，是當大法官的任用，不以「獨立行使職權」為原則，而以政治忠誠為考量；當憲法解釋成為政黨延伸意志的場域，把不合己意的立法院法案送交釋憲加以阻擋，民主制度便只剩外殼而失去靈魂。這些現象若被社會視為理所當然，則民主已開始在「合法的程序」中慢慢腐蝕。

這樣的群眾心理，其實早在美國1950年代就出現過。參議員麥卡錫以「反共」為名，發動全國性的政治獵巫運動，數以千計的知識分子、藝術家被迫噤聲。那是一場「人民支持的恐懼政治」，人人都以為自己在保衛自由，卻一步步把言論自由送進墳墓。今日台灣社會某些輿論環境的緊張與排他，其實與當年的麥卡錫主義並無本質不同，只是披上了現代化的名詞與網路算法。

這也正印證了《以民主之名獨裁》一書中的論點：現代威權的危險，不在於政變或武力，而在於「合法性掩護下的獨裁」。 一個政府不需要取消選舉，也能削弱民主；它只需讓司法成為政治武器，讓輿論變得單一，讓人民逐漸相信「不同意見就是敵人」。這樣的體制，在形式上仍是民主，實質上卻已喪失了民主的靈魂。

然而，這並非台灣獨有的困境。全球多數民主國家在21世紀初都面臨相似挑戰——自由被安全取代，辯論被仇恨淹沒，群眾政治的情緒動員成為治理的新常態。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現象、韓國的政治清算，都說明民主制度可能在過度激情中失衡。當人民開始把「選票」當成懲罰對手的武器，而不是治理的契約，民主就已悄悄變質。

同時，若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今日的政治形態，也早已不是1949年建政時的那套「階級鬥爭式共產主義」。它早已演化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與民族復興」的混合體：在權力集中中追求效率，在社會穩定中尋求合法性。西方依舊用「威權」或「專制」定義它，卻忽略了它在治理上的新特徵——這是一種以結果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取代程序合法性的體制。這種轉變，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到底何謂「獨裁」？又何謂「民主」？

鄭麗文的發言雖可議，卻提供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契機：我們對「獨裁」的定義，究竟是政治語言，還是學理判準？若我們只能根據媒體指標判斷誰是獨裁者、誰是民主者，那正是思想貧乏與權力操控的開始。民主社會若喪失反省能力，就可能在自認自由的同時，默默走向另一種威權。真正的危機，從來不在普京，也不在俄羅斯，而在我們自己——當社會對權力失去懷疑、對制度失去警覺時，民主便開始腐蝕。

民主最大的危機，不是有一個普京，而是人人都以為自己不是普京。 （相關報導： 鄭麗文上德國之聲稱「普丁不是獨裁者」　吳志中：歐洲應該不是這樣看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