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專文：文學史是文化特質的彰顯─獻給葉石濤的史綱

正如前面曾經強調過，歷史的撰寫權從來不是掌握在島上住民手上。伴隨著黨外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的開展，使得文學力量逐漸擺脫戒嚴時期的威權控制。台灣文學在歷史上一直受到統治者的指導，作家的自主意願常常受到政治干涉。必須要經過一九六○年代現代主義的洗禮，縱然威權體制還在，但是作家已經在精神上找到逃亡的出口。完成一部文學史，其實是希望透過歷史理路的釐清，重新定義台灣作家在歷史上的位置。

很多人曾經提問，為什麼《台灣新文學史》優先獻給葉石濤先生。其中的關鍵因素乃在於葉石濤的勇氣，他當年無視文化指導者的存在，下定決心要為這個海島留下一部文學史。當年他只是一位小學老師，卻對於文學史的撰寫念茲在茲。他是第一次提出台灣文學主體性的作家。所謂主體性，不僅要讓整個文學脈絡的解釋脫出中國文學發展的陰影下，而且也要為島上文學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解釋。在漫長的二十餘年之間，完全沒有受過文學訓練，也完全沒有接受歷史訓練，他等於是在自己的思考裡建構文學史的格局。《台灣文學史綱》完成時，台灣社會還未解嚴。

一個社會擁有自己的文學史之後，等於是向世界宣告台灣文學的尊嚴存在。這樣的文學曾經被台灣總督府所監視，也遭到戰後警備總部的查禁。敢於把這樣的歷史書寫下來，就是非常公開地表明，島上的文學生產完全不隸屬於統治者的管轄範圍。或更精確來說，葉石濤撰寫文學史有其微言大義。表明一位作家就是一個政府，他有他自己的思想範圍，也有他自己的文學領域，更有自己的藝術版圖。他的發言權由他個人來決定，絕對不是外面龐大的政治體制所能輕易干涉。這是葉石濤過人之處，他的勇氣與識見等於為後來的文學研究者示範了一個傲慢的身段。文學史所容納的精神與內容，完全是由文學作品所構成。如果未能擁有龐大的作家，未能擁有大量的作品，文學史的歷程就很難形成。葉石濤顯然已經注意到，島上所生產出來的文學作品，不僅與日本文學有很大差異，而且也與中國五四以降的文學作品非常不一樣。他的文學史就是在建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與差異性。他刻意要記錄台灣作家在怎樣的時代背景與政治環境下生產自己的文學，他也要解釋台灣作家的獨立性格與精神，並不輕易附和當權者的文學政策與意識形態。 （相關報導： 米果專欄：到台南探望葉石濤 ｜ 更多文章 ）

葉石濤的重要意義，便是為後來的作家與學者示範文學史是如何形成。當年他的書出版時，曾經遭到不少學者的訕笑，認為他的作品流於形式，也太過簡單。在那樣的嘲弄裡，他們忽略了葉石濤在這部作品的用心良苦。如果打開《台灣文學史綱》的最初篇章，就可以發現他有很多的觀點，是繼承了許多前人的業績。8在古典文學傳統方面，他繼承了連雅堂所寫的《台灣詩薈》。9他解釋過去清代社會是如何從宦遊詩轉變成為台灣詩，這樣的解釋完全來自連雅堂的觀點。在殖民地時期的文學運動，葉石濤則是繼承了黃得時所寫的〈台灣文學史序說〉。這種繼承的觀念，在於強調台灣文學發展的連綿不斷。他之所以在書的開始描述古典文學的發展，其實是在彰顯台灣社會的主體性。確切而言，古典詩來自清代中國。在林爽文之變以後，由於書院的設立，開始出現台灣子弟所寫的作品。他們的內容與形式，與早期的宦遊詩截然不同。因為這些台灣詩已經注入了台灣本地的觀察與感覺，尤其是「八景詩」的大量出現，就已經強烈暗示台灣文學的本土精神，逐漸在古典詩中浮現。

同樣的，葉石濤之所以繼承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序說〉，其實就是在彰顯黃得時對於當時台灣總督府強調的外地文學之區隔。10島田謹二在建構外地文學論時，完全把台灣本地作家排斥在外。島田謹二的理論只在強調在台日本作家的藝術成就，而完全否決了當時已經成熟的台灣文學運動。黃得時特別撰寫台灣版本的文學史解釋，就是為了向台灣總督府，也向外地文學論提出強烈抗議。葉石濤顯然已經注意到，連雅堂與黃得時之用心良苦。畢竟葉石濤為了建立自己的台灣文學主體論與台灣文學本土論，借用前人書寫與研究的成果，來彰顯自己的文學史解釋。《台灣文學史綱》不是平面的文字紀錄，也不是他個人的美學欣賞。在那樣苦悶的戒嚴時期，有太多知識分子無法發出他們內在被壓抑的想像。葉石濤借用文學史的書寫，而且也借用了前人歷史建構的成果，把他們的政治主張與美學內容，嵌入他自己的文學史書寫。這當然是一種偷渡的方式，卻有他個人有不能不發抒的困境。 （相關報導： 米果專欄：到台南探望葉石濤 ｜ 更多文章 ）

《台灣文學史綱》出版時，等於使台灣文學的解釋找到一個據點。對後人而言，他們不知道葉石濤所面臨的時代困境，也不知道他所承受的政治壓力。在清貧刻苦的日常生活裡，他特地勻出一些時間來撰寫戰後的第一部台灣文學史。他的書寫在思考上當然沒有那樣完整，在文字上也沒有那樣緊密而富有邏輯。但是這部文學史誕生時，台灣社會就不一樣了。他開啟了一種寫歷史的風氣，不僅對文學界的衝擊甚鉅，也對後來的女性文學史、同志文學史、原住民文學史產生很大的影響。沒有歷史就沒有記憶，沒有記憶就沒有主體性。在某種程度上不能過於誇張葉石濤的成就，但是面對那段荒涼而蒼白的歲月，這部歷史誕生時，等於為當年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帶來飽滿的希望。在《台灣文學史綱》的基礎上，《台灣新文學史》的撰寫當然可以更仔細描述整個島上文學的發展。縱然這部新的文學史仍然千瘡百孔，卻可以讓後來的書寫者避開許多陷阱與缺點。為台灣社會重新書寫一部更健全的文學史，使這個海島文學的發展過程更加清晰而完整，呈現給未來無窮盡的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