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文學史  

正如前面曾經強調過，歷史的撰寫權從來不是掌握在島上住民手上。伴隨著黨外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的開展，使得文學力量逐漸擺脫戒嚴時期的威權控制。台灣文學在歷史上一直受到統治者的指導，作家的自主意願常常受到政治干涉。必須要經過一九六○年代現代主義的洗禮，縱然威權體制還在，但是作家已經在精神上找到逃亡的出口。完成一部文學史，其實是希望透過歷史理路的釐清，重新定義台灣......

文學的釀造與誕生，一定有其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台灣文學史就是在台灣這個海島上釀造而成。這個島嶼所穿越的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國民黨戒嚴統治，就是一個客觀的存在。這樣的政治環境，決定了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戰爭時期的皇民文學以及戰後的反共文學，都受到統治者的指導與支配。那樣的文學作品，絕對不是出自作家的主觀意願。但無論如何，正因為有那樣的環境限制，而終於出現了文學史上......

二○○七年秋天，我赴美時，曾兩度到夏志清先生家訪問。夏先生的道德文章，可圈可點之處甚多。其人，在我眼裡是「老頑童」。其文，《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 足可傳世。這兩部鉅著之外，夏先生還寫過許多散文，精華已收入《感時憂國》一書。白先勇在《感時憂國》的序中說：「夏先生雖然飽受西洋文化的洗禮，事實上他為人處世，還是地地道道中國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講義氣、熱心腸、好助人。」此言在《感時憂國》的 文章中可得明證。

《仰不愧天》是一部文武父子的傳奇。一九五○年十二月，臺南鄭成功祠原址重修天壇，白崇禧在匾額題下「仰不愧天」。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說：「這四個字用在父親身上，也十分允當。」白先勇自從一九九四年退休，便著手搜集資料，訪問有關人士，預備替父親寫傳，呈現父親真實的一生。在《仰不愧天》一書，白先勇追尋父親足跡，自述文學因緣。

我早在讀書時代就熟讀金庸小說。後來機緣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贈書室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瀏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六年的《明報月刊》，這是由金庸創辦的學術文化雜誌，主編胡菊人、董橋、潘耀明都是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這些年，閒來無聊時，金庸小說是我消磨時光的最佳讀物，一讀再讀，總覺妙趣橫生。算起來，我是一個「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為，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當面求教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