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平德仁觀點：「終戰」還是「敗戰」？一個詞背後，日本自閉式的責任意識

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回顧八十年前以日本失敗告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人仿效日本而使用「終戰」一詞，這常常成為輿論的爭議焦點。這場爭議畢竟源自華人社會內部，外人不便置評。本文無意評判中文語境的爭議，僅希望從日本近現代史與憲法史交錯的角度，說明為什麼當年日本會用「終戰」替代「敗戰」。所謂「終戰」，其實是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為了安撫陷入「神權國體論」（憲法學者佐藤幸治造語，意指「以敬仰天皇為基礎的國家神道和軍國主義」）狂熱、已無台階可下的主戰派而做出的一種修辭。正如憲法學者駒村圭吾所指出的，這種「法制官僚文章治國」是內向的，從未考慮過在國外會被如何解讀。

一、「終戰」的背後，是早已承認的「敗戰」

雖然當時日本政府和軍部口頭上不斷強調「終戰」，心裡卻早已明白失敗無可避免。1944年7月，美軍攻占馬里亞納群島，「絕對國防圈」崩潰，日本本土完全暴露於B29轟炸機射程之內。東條英機內閣因此垮台，由陸軍出身的小磯國昭與海軍出身的米內光政共同組閣。米內歷任海相與首相，一向反對日德義三國同盟，並直言日本不可能戰勝美英，因此被視為海軍的「良識派」。1945年2月，前首相近衛文麿在天皇徵詢時，更直言「敗戰必至」。

陸軍的表現則更為矛盾。表面上，他們仍叫囂著「本土決戰」，但悲觀情緒早已蔓延。駐瑞典的陸軍武官曾秘密接觸盟國，探尋有條件投降的可能；小磯本人也企圖透過曾在汪兆銘政權任立法院副院長的繆斌與在重慶的中國政府議和，但最終因內部反對而失敗。1945年5月，小磯因「繆斌工作」失去天皇信任，被迫內閣總辭，由海軍出身的鈴木貫太郎接任首相。按照當時的制度，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將官出任；陸軍同意入閣的條件是必須堅持「本土決戰」。新任陸相阿南惟幾深受學者平泉澄「國體日本史」的影響，堅信精神戰力。然而，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6月9日面奏天皇時坦承：滿洲與中國境內的日軍雖號稱百萬兵力，實際可戰者僅相當於美軍八個師，暗示續戰不可能。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發布當天，奉米內海相密命從事「終戰」工作的海軍少將高木惣吉與陸相秘書官松谷誠大佐等人會面。松谷轉述參謀本部俄國課長的報告：蘇軍正大舉向西伯利亞東部移動，並未準備過冬裝備，判斷最快8月就會進攻滿洲國。陸軍高層其實心知肚明，只是畏懼下屬激進派的壓力和戰後責任追究，不敢公開承認失敗。

二、「終戰」，是迴避責任的政治話術 （相關報導： 柳金財觀點：只提終戰不提抗戰？賴清德政府的歷史敘事及國族建構策略及其侷限 ｜ 更多文章 ）

「終戰」也是一種迴避責任的政治語言。和平派認為即使投降也必須立即結束戰爭，但軍部與政府內部強硬派勢力龐大，使得連開啟談判的契機都十分困難。於是，以「重臣」岡田啓介原首相、米內海相、東鄉茂德外相為代表的和平派，先掌握鈴木首相，想藉由「天皇的決斷」來壓制強硬派；強硬派雖然以「護持國體」為由堅持續戰，但他們也清楚現實，因此需要一個從「本土決戰」退場的「階梯」。1945年6月22日，天皇親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天皇出席時稱「御前會議」），決定一方面繼續作戰，一方面展開外交，並請蘇聯居中調停。這個看似矛盾的決定，便是雙方都能接受的那道「台階」。

然而，讓天皇出面本身就充滿風險。日本政治外交史學者三谷太一郎指出，明治憲法設計時以「防止幕府再次奪走天皇主權」為前提，刻意分割權力：首相不能指揮其他國務大臣，內閣不能指揮軍部，主管軍政的大臣不得干預軍令部門，只能通過預算執行來牽制軍事行動。這些安排原本是為了避免「幕府式」權力再現，結果卻使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由天皇最終裁斷。軍政事項如預算、人事、軍備雖採基於立憲主義的大臣責任制，但「作戰用兵」等軍令事項不受立憲主義約束，「統帥權」形式上專屬於天皇，軍令首長也沒有如國務大臣般「輔弼」天皇的權責。

正因如此，在日中戰爭初期，近衛首相詢問陸軍大臣杉山元中國戰場部隊位置時，杉山以屬於統帥事項為由拒絕，最後只能由天皇告知首相。為了避免責任波及天皇，到了戰爭後期，才成立由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參謀總長與軍令部總長組成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以協調軍政與軍令。

如果天皇在投降決策中的角色過於突出，就會讓其權限與責任成為焦點。承認敗戰，在國內勢必引發對天皇的責任追究。就在政府和軍部對如何「不敗而能終戰」猶豫不決之際，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蘇聯對日宣戰，局勢徹底改變。原爆與蘇聯參戰，使強硬派再無藉口，只能同意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此時他們所能做的，只是爭取條件。米內海相甚至對高木表示，這正是「天佑」。

三、為保全面子，「終戰」成為「國王的新衣」

面子問題與戰敗風險交織，使「終戰」的修辭成為必要的緩衝。8月10日，內閣討論以「護持國體」為唯一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阿南陸相仍聲稱「戰局是五五波」，米內則斷言「科學戰與武力戰皆已徹底失敗」。雙方爭論不下，最後在御前會議上，天皇表明接受《波茨坦公告》，但作為妥協，各方同意主戰派提案，以「天皇統治大權不變」為唯一條件。

12日，美國國務卿伯恩斯隨後代表盟國回覆日方，明言「天皇與政府的權限必須從屬於（subject to）盟軍最高司令官」。阿南引用平泉的見解，認為「從屬」將威脅國體，要求再照會，但外相東鄉茂德反對。海軍軍令部次長大西瀧治郎甚至直接向首相與外相直陳，聲稱只要動員全民實施兩千萬人特攻，日本仍可獲勝，企圖迫使他們改變決心。14日御前會議再開，最後由天皇再次確認接受《波茨坦公告》。順帶一提，主戰派之所以強調「天皇統治大權」，是因為他們受到神權國體論的影響，認為「統治」並非權力的行使，而是「シラス」（shirasu）——天皇如同鏡子一般映照國家與人民存立的宗教性作用。 （相關報導： 柳金財觀點：只提終戰不提抗戰？賴清德政府的歷史敘事及國族建構策略及其侷限 ｜ 更多文章 ）

同一天，內閣審議天皇詔書草案時，對措辭進行了多次修改。原文中「戰勢日非」一詞，在陸軍大臣阿南惟幾的反對下，改為「戰局未必好轉」，以避免直接承認戰敗；漢學者安岡正篤引用《左傳》「義以成命」所擬的「義命所存」，原本帶有呼籲日本國民為道義責任而甘願犧牲的含義，卻因為用語過於艱澀，最終被改為「時運所趨」。日本政治史學者原武史批評指出，這樣的改動實際上是將敗戰責任推給「運氣不好」，使得天皇及領導層得以迴避自身應當承擔的責任。這也標誌著日本政府開始以「終戰」這一表述來淡化戰敗的衝擊。

即便如此，當晚仍發生陸軍青年軍官企圖阻止天皇透過廣播宣讀詔書的政變未遂；第五航空艦隊司令長官宇垣纏甚至在停戰後仍率部下自殺攻擊美艦；厚木海軍航空隊也抗命拒降，直到8月21日才被鎮壓。阿南最終切腹自殺，他的死常被解讀為「承擔責任」。但他始終強調「日本未敗」，所以他的自殺，與其說是「擔責」，不如說是對其身為主管陸軍的國務大臣，卻未能盡職責面對戰敗之終極逃避。

四、「終戰」：沒有法律效力的認知戰工具

「終戰」一詞並沒有法律效力。從憲法學的角度來看，它只不過是當時執政者的政治性表述，即所謂政府言論（government speech），對民間乃至官方都沒有拘束力。戰後，日本國會與法院其實也常同時使用「敗戰」。如果硬要給「終戰」賦予政治意義，那麼它所反映的就是統治菁英的自我認知：日本不同於德國的「無條件投降」，而是以維護「國體」為條件的「有條件投降」。至於這個「國體」究竟意味著天皇制度本身，還是日本社會對天皇宗教神聖性的敬意，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而正如美國歷史學者約翰・道爾在名著《擁抱戰敗》（Embracing Defeat）的書名所揭示的那樣，「終戰」恰恰可被視為統治精英為了維繫集體自尊而打出的「認知戰」核心概念：即便日本輸掉了戰爭，至少還能向國民強調「國體」得以保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米內光政雖因反對三國同盟和對美英開戰而被稱為海軍的「良識派」，並精通中國古典詩詞和書法，但在對華戰爭上卻積極支持，更沒有阻止海軍主導的對重慶無差別轟炸。阿南惟幾則在南京屠殺事件發生時任陸軍省人事局長，在事後調查確認的俘虜殺害與婦女強姦上，留下「言語難以形容」的感想。他長期在中國戰線，更以第十一軍司令官身份參與1941年的兩度長沙會戰。戰後，他的兒子惟茂進入外務省，歷任亞洲局長與駐中國大使，被視為「中國派」的代表性外交官；惟茂之子、惟幾的孫子阿南友亮則成為研究中國的學者。至於安岡正篤，晚年在1972年日中建交時，還曾受田中角榮首相之託，起草致蔣介石的親筆信。可以說，至少阿南惟茂父子兩代，以及晚年的安岡與中國的交流，和他們對「終戰」責任的意識是有關的。 （相關報導： 柳金財觀點：只提終戰不提抗戰？賴清德政府的歷史敘事及國族建構策略及其侷限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神奈川大學法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