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因浩鼎案被檢調移送，列為背信、貪污被告，消息傳來，我們每週「經典閱讀」的讀書會變得無法專注，雖然我們讀的正好是「儒林外史」。
本事務所的好學之士開砲了：「包老闆，你看儒林外史裡有沒有可以和翁啟惠相比擬的人物？能不能從裡面找一點歷史教訓？」
我說：「和翁啟惠中研院院長的位階相比，儒林外史的那些窮儒生都是小人物，他們奔走鑽營，醜態百出，雖然逗趣，卻也讓人憐憫。那些底層讀書人掙扎求存和翁啟惠對照，反而顯現出巨大反差。今天中研院這個狀況倒是可以寫一部「儒林近史」，開中華文化之先河。」
柯式引說：「包老，應該是『台灣儒林現代史』吧？」
我說：「中研院是一個有八十多年歷史的機構，翁啟惠是第八任院長，如果順便討論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中研院院長選舉機制，都必須溯源到1928年以來的流變。討論這個事情不能『去中國化』！」
「包老，你就講講古吧！」
「今天沒有太多時間，也沒有必要向各位介紹歷屆的院長，我只介紹一下第一任院長蔡元培。」
「蔡元培原來是前清舉人，浙江紹興人，年輕的時候就是個隱性革命份子，曾經和『鑑湖女俠』秋瑾秘密聯絡，他躲在一個秘密角落，研究如何製造炸彈，想要刺殺大清王朝的皇親國戚；這裡出現第一個有趣的對比，蔡元培一度也想學化學，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製造炸藥，搞刺殺，這個與現在的中研院『化學幫』很不一樣，現在是要搞生物科技技轉、賺錢。」
「國父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後，蔡元培四十多歲，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但由於政見紛爭，人事傾軋，軍閥干政，他憤然離職，遠避法國，到了1916年年底才又應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之任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北京一些官員和御用策士深感震驚，做了這樣的評論：蔡元培之入主北大於北洋政府而言『無異豬八戒肚中吞了一個孫悟空。』，果不其然，蔡元培並不受北洋政府官員歡迎，但是，蔡校長仍堅持把原來故宮腳下的「京師大學堂」從一個養成封建候補官僚的舊衙門改造成一個現代大學，成為後來中華大地上所有大學的先行者。他就任時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並包』不只成為以後眾多民國學人終生擁抱、生死以之的標竿，也是後來建構中央研究院的嚆矢。後來1923年因為北大教授入閣為財政總長的羅文幹被羅織入獄，蔡元培實行『不合作主義』，宣布辭職抗議，再度遠走歐洲（還好那時候不時興『出境管制』），北大校長一職一直虛懸，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但蔡元培就是不吃回頭草了，可見風骨之一斑。」
「1928年4月10日，剛好是浩鼎案爆發的八十八年前，中央研究院由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院長，轄下有七個研究所，分別是地質所、天文所、氣象所、物理所、化學所、工程所、社會科學所。往後九年間，一直到對日抗戰爆發，蔡元培所創立的中研院各所，以及北京大學引領全國所開創的新式高等教育與研究風氣，為中華民國的學術研究帶來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的「黃金十年」，地質學、考古學、植物學在世界上嶄露頭角，站穩一席之地。」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八一三松滬戰役爆發，兵火塗炭，以上海為主要根據地的中研院淪陷敵手，蔡元培一家老小由上海搭船逃往香港，他化名『周子餘』隱居（和最近爆紅的周子瑜只有一字之差！），謝絕一切應酬，但仍遙領中研院事務，此時各研究所漂泊於途，遷往大後方，他是幕後的「藏鏡人」。他於二十七年二月在香港召開抗戰時期的首次中研院院務會議，這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病體支離中，仍應宋慶齡之邀，發表演講，基本上是打算向香港及國際友人告別，因為將離開香港前往昆明或重慶，與同仁會合。想不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一九四零年早春，他的女兒蔡威廉，一位留法歸來的美術家，因手頭拮据，兼以醫療資源匱乏，在流亡昆明途中因難產撒手人寰，臨死百痛之際，她在牆上反覆疾書『國難、家難、國難、家難……』，消息傳來，蔡元培院長痛徹心肺，數日後口吐鮮血，昏厥在地，雖急送醫院，藥石罔效，三月五日溘然長逝。」
「今昔相比，同為院長女兒，均為畫家，早的那一位死於流亡途中，兒孫俱滅；晚的這一位成為股票炒作人頭，遠寓異國。命運大不相同，令人唏噓！」 （相關報導： 風評：羅瑩雪的一千萬VS翁啟惠的三千張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