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世代的競爭或者鬥爭，反映的是不同世代歷史感受與經驗的差異，而黃之鋒在言談中，出現年輕人少有的歷史觀。
「我覺得，現在做的事情跟香港未來的歷史有很高度的連結。我們能否在2014爭取到真普選，攸關2047年也就是一國兩制五十年後的運作，那時候，我們這群90後是四、五十歲，是社會的中間力量，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很重要。」
「這次政改就是一場世代鬥爭，年輕一輩與泛民這一輩在爭論，哪一條路線才會是正確的。泛民這代人經歷過太多失敗，這會讓他們不知道如何繼續爭取下去，相反的，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一出來反國教就贏了，我們沒有包袱，所以目標可以很簡單。
現在是一個重新開始的過程，每個時代有屬於每個時代的想法，沒有誰要成全誰。因為，每個時代的歷史因素不同，每代人的成長背景不同，我並不覺得自己的努力是在成全誰，也不是在接誰的棒子。
他們上一代很重要的背景是，他們進入議會，喪失了街頭動員的能力，如果20年後我進入議會的體制內也會有同樣的問題，但我們現在就是在街頭，我們有機會在街頭完成歷史的使命。這應該是90後的歷史任務吧，每個年代都有學生的使命，既然2014年是決定普選方式的一年，那我們就剛好在這裡，是我們的時代任務。」
我問他，普選之後的時代任務是什麼呢？他說，其實他不清楚。而我追問，那上一代對於中國民主化的使命感很重，你自己呢？
「我自己也會去參加六四集會，只是我不認同中國有民主之後香港才能有民主，這應該是兩件事情。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我也愛國，但是香港是香港，大陸是大陸，我們跟司徒華那代人的想法不全然相同。」
這即是兩代人的差異，六四一代人從論述出發，他們藉由這次事件，打開了長期被殖民壓抑的民族意識，而從皇后碼頭到反高鐵，香港80後與90後的抗爭，明顯從生活經驗出發，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的；比起上一代，他們的一切更加自然。
然而，有些時候，我想起黃之鋒在我面前侃侃而談，將這些複雜的政治議題，說得條理分明時，總會感到後生可畏，並為香港未來感到欣喜。但，我又不免擔心，對於黃之鋒來說，加速的社會化、政治化的成長過程，會不會讓他缺少了這個年紀應該去享受的純粹？如果真的少了這段過程，對人生又會怎樣的影響呢？
之後，我的擔心多少在我與他認識更深後減少了，他很多時候舉止行為雖然像大人，但總還是有不夠「熟練」的生疏模樣，對大眾的關心與注意，他一樣會有身為年輕人厭倦；他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並不像一位40歲男子的約會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