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是政改方案公投的前夕，他所屬的「學民思潮」與「學聯」，和部分學者一起提出了以「公民提名」為主軸的學界方案。但一開始，我們還是回頭談了那場「反國教」運動與「學民思潮」。
「在2011年，大家看到政府要推「國民教育科」，我原本想（民主黨）跟（教協）會出來抗議，但他們卻沒有反應。當時我們有十幾個學生就想，應該說出自己的聲音，所以大家就覺得要做一個學生組織。
我們不想要太土的名字，什麼青年會或者什麼連線之類的，應該要青春，要跟大家有所不同，會用思潮二字是因為覺得這跟《新青年》跟五四運動有些關係，學民則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因為我們雖然未滿十八歲，但也是公民，也有責任去發聲，因此在學生也是社會的公民的核心下，最後就決定叫作『學民思潮』。」
他們很快地就將「撤回國民教育」確立為行動的單一訴求，但為什麼不訴求修改部分有爭議的內容即可呢？這不是既符合初衷，也比較簡單達到的訴求嗎？
「我們的訴求是撤回，不是修改，最後梁振英是擱置，並保證任期五年內不再推行，我認為我們是成功了。為什麼不是修改而是整個撤回，因為這個科目明言的宗旨是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自豪感，那這科本身就無法中立去讓學生對國家所發生的事情有理解。
它設定的目標是具有這樣一個不中立的前提，這樣的情況下，該科將無法提供學生學習批判性的思考，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因此我們的訴求才會訂在撤回。另外，他們沒有爭議的那些內容，在現行的通識科等科目也可以教授，並沒有影響。」
這些想法的成型是在2011年，當時黃之鋒15歲，很難想像以他這樣的年紀，竟然可以針對政府的教育政策有提出如此清楚的分析與思辯。他則跟我說，自己的政治啟蒙恰好是在前一年的反高鐵運動。
「我們一般的學生都覺得在香港生活，目標就是上學、放學、做功課跟準備考試，但是在反高鐵的時候，我發現原來香港人是有身分、能力去影響整個社會，行動本身是可以達到改變的。」
他開始對行動的力量有了興趣，主動去翻閱了香港的政治歷史書籍，了解香港過往的反抗歷史、回歸中國的歷程。隔年五月，他與同伴們成立了學民思潮後，開始到大街旁，天橋上擺街檔，嘗試主動地跟市民講解，為什麼要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
一開始，他們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注目，第一次遊行僅吸引了200人參加；隔年5月，他們再度舉辦遊行，人數依然是200人；但在4個月後，也就是2012年的9月，有12萬名香港市民站出來、支持他們，一起齊聲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
會起這麼大的變化，黃之鋒的分析是，香港政府的政治判斷有問題：首先是梁振英在當年7月1號就職，當時的民調已經不好，卻又要貿然推行這樣爭議議題，自然容易讓反對力量集結；第二，是香港政府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他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讓很多市民有了反感；第三是網路的力量，當時香港社會開始注意國民教育科問題時，黃之鋒也開始受邀，參加論壇發表意見。一名稚氣未脫卻理路清新、充滿理想的青少年，面對高官、大人，侃侃而談的畫面，透過網路讓更多年輕人知道；第四就是時間，社會大眾注意到，社會才剛剛開始討論這問題，政府的推行卻已經迫在眉睫，再者適逢暑假，許多學生主動參加學民思潮，幫忙做活動。
